2031年秋，伦敦金融城的秋雨裹着寒意，国际金融监管论坛的主会场内却气氛灼热。
主席台上方的大屏幕闪烁着各国代表的发言画面，外方金融监管官员皱着眉头，手指敲着桌面：“东方绿色金融标准太严——碳排放披露要细化到生产线，可再生能源项目必须本地化采购30%的组件，这会增加跨境投资成本！”
他的目光扫过台下，语气里带着质问，“这样的标准，如何吸引国际资本流向绿色领域？”
沈逸风坐在东方席位，藏青色西装笔挺，指节轻轻叩了叩面前的文件袋。
他缓缓起身，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诸位，我们的标准或许严格，但守护的是全球气候底线。”
他接过翻译递来的话筒，声音沉稳而清晰，“过去十年，东方绿债发行规模全球第二，但违约率仅0.3%——比国际平均低0.8个百分点。这不是限制，是对投资者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他翻开手中的数据手册，投影幕布上亮起一组对比图：东方绿债资金92%流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生态修复项目，而国际平均水平为78%；东方绿色信贷不良率1.1%，显着低于传统行业贷款。
“严，是为了让每一分绿色资金都用在刀刃上。”沈逸风抬眼望向全场，“当北极冰川加速消融、热带雨林每年消失1000万公顷时，我们需要的是共同的标准，而不是降低门槛的妥协。”
会场短暂沉默，随后响起细微的议论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的代表低头翻看手册，眉头渐渐舒展；
一位欧洲养老金机构的负责人在座位上微微前倾，目光紧紧盯着投影数据。
论坛间隙的茶叙区，沈逸风端着红茶，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代表闲聊。
对方抿了口茶，笑着点头：“沈先生，您刚才的数据很有说服力。我们观察到，东方企业发行的绿债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收益率稳定，风险可控。”
他指了指沈逸风手中的手册，“特别是你们对‘漂绿’（虚假绿色项目）的严格界定，帮我们避开了不少风险。”
沈逸风轻轻放下茶杯：“我们制定标准时，参考了全球经验，也结合了东方实践。”
“比如，要求企业披露供应链碳排放，是因为东方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强调本地化采购，是为了培育本土绿色产业链。”
他指了指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伦敦经历过雾霾的痛，东方也经历过。我们不想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二天上午，ISSb（国际可持续金融分类体系）工作组闭门会议召开。
沈逸风作为东方首席代表，将一份厚达200页的提案放在会议桌上。
提案的核心，是将东方“生态友好型项目分类标准”和“跨境绿色资本流动指引”纳入国际体系——前者细化了林业碳汇、海洋生态修复等12类项目的认定标准，后者则明确了绿色资金跨境流动的信息披露、风险评估和监管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