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末的日内瓦，wto谈判代表团驻地的梧桐叶间漏下碎金般的阳光。
沈逸风坐在中方金融谈判组的首席位上，指尖抵着桌面的《金融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纸页边缘被他磨出了浅痕，每一条条款都浸着半个月来的推敲。
对面，美国谈判代表杰克·特纳的钢笔尖悬在“外资银行持股上限”那行，语气带着试探：“沈先生，美方希望中国在入世一年内放开外资银行控股境内银行的限制，这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吧？”
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凝住。
沈逸风抬眼，目光扫过中方队友——银监会副主席老周攥着笔记本，指节泛白；证监会国际部主任林慧的笔尖在“证券市场开放”条款下画了道线，都在等他的回应。
“杰克先生，‘国民待遇’不是‘一刀切’。”他开口，声音像浸了日内瓦湖的水，沉而清，“中国可以承诺：入世后三年内，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五年内，逐步放宽外资持股上限至49%。但我们也希望美方同步开放——允许中国券商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开展跨境投行业务，允许中国基金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杰克的眉毛挑了挑：“这是‘交换’？”
“是‘对等’。”沈逸风翻开减让表的附件，“金融开放从来不是‘单行道’。我们引进外资的先进管理，是要补自己的‘短板’；我们走出去，是要让中国的金融机构学会‘用国际规则玩国际游戏’。就像学游泳，得先在浅水区练会换气，再去深水区搏浪。”
谈判结束时已是深夜，沈逸风立刻拨通了国内视频会议。
屏幕里，联合银行行长陈默的背景是总行刚改造的“国际业务部”：“沈行长，我们修订了《外资银行合作风控指引》，要求参股外资银行提交三年审计报告，还请了毕马威做‘反洗钱系统升级’——下周就能上线。”
证监会下属的国泰基金总经理周明接着说：“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产品方案刚通过初审，我们加了‘中国概念股’的配置模块，还培训了十名双语客户经理——专门对接外资机构的调研需求。”
沈逸风看着屏幕里一张张熟悉的脸，嘴角扬起：“大家把‘准备’做扎实了，我就放心。入世不是‘引狼入室’，是‘请老师上门’——外资机构有国际网络、有产品创新，但我们的根扎在中国：懂长三角的制造业、懂珠三角的外贸企业、懂老百姓的理财需求。这是我们的‘护城河’，谁也抢不走。”
同一天，上海陆家嘴的联合银行总行，一场“外资业务应对实战演练”正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