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刚刚念完，家属中便有人匆匆算出了赔偿总额。当有人把各家将要得到的赔偿数字一一报出后，仿佛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入平静的湖面，会议室里瞬间被掀起了惊涛骇浪。家属们的情绪瞬间像被点燃的火药桶般爆发开来，哭声、喊声、质问声交织成一片震天的喧嚣。
一位老太太哭得嗓音沙哑，那声音在空气中颤抖：“一条人命才值三万块钱？这是哪家的法律啊！”她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滚落。
旁边，有家媳妇也哭了起来，声音里带着绝望：“办丧事都要花好几千，你们赔这点钱，让我们孤儿寡母以后该如何生活？”她的哭声刺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与悲伤。
会议室里乱成了一锅粥，嘈杂声此起彼伏，像一锅沸腾的水，怎么也平息不下来。
梁伟新坐在一旁，脸上阴沉得好似暴风雨前的天空，没一丝阳光透出来。他分管乡镇企业和计划生育，原本这可算得上是乡里的香饽饽，只要把工作抓好了，那可是一片风光。可谁知道，如今这好差事却成了烫手的山芋，谁碰谁头疼。
近年来，随着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规模也越来越大，可事故也像不请自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去年，铁矿就发生了一起重大透水事故，两条鲜活的生命就那么没了，而他也被县里狠狠地记了一次大过。那段时间，他茶不思饭不想，满心都是后悔和自责。
今年，他好不容易盼着煤矿企业能平安无事地撑到年底，可谁承想，快到年底了，周四全的煤矿一下子出了事，死了四个人。这消息一传来，他那颗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一想起就气不打一处来。
任金波早已对这类场面司空见惯，面对家属们的大哭大闹，他毫无退让之意，依旧处变不惊。他用坚定而温和的语气说道：“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也深表同情。但是，企业出事故，赔偿标准是由政策规定的。企业只能按照这个标准来赔，而政府的责任就是督促企业及时全额赔付。现在大家情绪激动，我建议大家先冷静下来，然后我们一条一条地把问题解决。请相信，我们会尽全力给你们一个公正合理的交代。”
任金波的话语如同定海神针，渐渐平息了现场的喧闹。房间里嘈杂声逐渐小了下来，家属们的哭声也慢慢止住了。
梁伟新和吐尔地对视一眼，满脸佩服。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突然使劲用拐棍拍打着桌子，涕泪横流地喊道：“我们不要钱，只要我儿子，把周四全交出来，我和他算账！”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悲愤。
吐尔地连忙说道：“卡德尔大叔，您要讲道理。我们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如果您这样闹，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您要是这个态度，我们就不管了，您自己去县看守所找周四全吧。”
卡德尔的情绪愈发激动，跳起身来大骂道：“我知道你们是官官相护，不把事情解决，我就把人抬到县里去！”
梁伟新叹了口气，对卡德尔老人说道：“大爷啊！您这是无理取闹，不管您把人抬到哪里去，赔偿标准都是一样的。您作为父亲，一家人应该是父慈子孝，和睦相处。对于逝者，自古讲究的是入土为安，您把儿子大冬天里抬来抬去，让他走得不安心，您老怎么会这么狠心啊！您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吧。”
卡德尔被说到痛处，开始掩面呜咽。
梁乡长、吐尔地也在一边耐心地敲着边鼓，不停地为任金波打着掩护。三个人一唱一和，梁乡长和吐尔地轮流唱着黑脸，严肃地强调政策和纪律；而任金波则唱着红脸，耐心地安抚家属们的情绪，承诺会尽力解决问题。他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宛如一场精心排练的戏，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让整个谈判过程虽有波折，但最终走向了平稳。
趁着大家都在吵闹，任金波趁机低声对老人说：“卡德尔大叔，我听说您家在乡里生活最困难，我们会适当多补赔一些，具体数额我们下来可以单独商量。”
就这样，任金波凭借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与四家人磨来磨去，最后任主任终于退了一步，每家又加了两千元精神抚慰金。两个小时后，第一家人先签了字，然后，事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家接着一家，最后连卡德尔老人也签了字，最终，他又多拿了两千元。
现在剩下的，就是住院的两位重伤工人的医药费了。
四家人陆续在赔偿协议上签字画押，这件事就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隔壁会议室里，县政府的事故调查组正在紧张地开会，周县长亲自坐镇指挥。他们此行的首要任务便是调阅乡政府所有的安全生产档案，那些厚厚一摞的卷宗里，每一行文字都可能藏匿着事故的蛛丝马迹。与此同时，调查组还要对乡政府相关人员进行单独谈话，通过一对一的沟通，挖掘出事故背后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等问题。
接下来，调查组还要奔赴亚尔乡，按照这同样的程序，再次进行仔细的排查和调查，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与此同时，留在县上的调查组成员们，也正准备前往看守所，对永安煤矿的矿主周三全及其相关涉案人员进行重点调查取证，试图从他们那里找到更关键的线索，揭开事故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