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光转向那位原府衙书吏出身的属官：“刘主事，此事由你总揽，负责人员遴选、名册管理、后勤保障，务必细致周到。”
“属下遵命！”刘主事躬身领命。
李岩又看向另一位年纪稍长、神色稳重的属官，此人原是某县学教谕，因战乱流落南京，被李岩发现其做事极有章法：“赵先生，歌谣一事，烦劳你多费心。要组织几个精干小组，深入市井，尤其是茶馆、客栈、码头、集市、乃至村落打谷场，广泛搜集那些流传广、调子熟、百姓耳熟能详的各种民谣、山歌、童谣。仔细甄别其内容，对于其中可用的调子，迅速组织人手填入新词。新词要力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情感真挚，能瞬间抓住人心。可适当给予传唱的孩童或艺人些许铜钱赏赐，鼓励其传唱。此事要快，要像播种一样，让新声迅速覆盖旧调。”
“郎中大人放心，此事属下即刻去办，定不让那些歪曲之音蛊惑人心。”赵先生沉稳应道。
最后，李岩的目光扫过全场，语气变得异常凝重，仿佛有千钧之重：“诸位同仁！我辈今日所为，虽不直接操戈临阵，不需直面刀光剑影，然此处亦是战场！而且是一场关乎根本、争夺人心的硬仗！我们的对手，是千百年来积存的旧观念、旧习气；是那些不愿失去特权、暗中作梗的旧势力；是潜伏的虏寇细作、前朝余孽散布的谣言恶语！于此战场之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丧邦；笔下真有千钧之力，唇舌实乃诛心之刀！望诸位务必慎之又慎，如履薄冰！我们所传之每一条信息，所讲之每一个故事，所编之每一句歌谣，都必须精准无误，务必贴合国公爷之方略，务必贴近百姓之切身感受与理解能力！若有差池，误导舆论，致使民心背离，则我等纵万死亦难赎其罪！然，”他语气一转，充满激励，“若我等能做得好，以此笔此舌，澄清玉宇，凝聚亿兆之心，助国公爷成就大业，则便是于国有大功！国公爷与朝廷，历来赏罚分明，绝不吝于封赏！功名富贵，青史留名，皆可期也！”
“谨遵郎中令！必竭尽全力，不负重托！”堂下众属官齐声应诺，神情肃然，目光坚定，眼中燃烧着参与开创一项前所未有之事业的激情与使命感。
第二节：唇舌风云
李岩雷厉风行，宣传清吏司这座新设的衙门，立刻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开始高速运转起来。凭借辽国公王磊的全力支持（这意味着几乎无限的经费和绝对的权威）以及李岩本人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各项计划以惊人的效率被付诸实施。很快，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开始以南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深刻地影响着舆论的走向。
最先高效运转起来的是核心的“创作编修房”。李岩亲自坐镇，将自己关在一间僻静的值房内，昼夜不息，首先起草了《新大明颂》与《抗虏英雄传》的总纲、主要人物设定和核心情节框架。随后，他召集了精心挑选的十余名文笔敏捷、尤其擅长编写话本小说、熟悉民间审美趣味的文人入值。这些人被分为两组，一组专攻《新大明颂》，一组专攻《抗虏英雄传》，日夜赶工进行创作。李岩要求他们彻底摒弃那些枯燥说教、满是之乎者也的官样文章，必须充分借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经典演义小说的成功要素：情节必须曲折离奇，充满悬念和冲突；人物形象必须鲜明立体，忠奸善恶分明，让百姓能迅速代入情感；语言必须生动活泼，大量使用市井口语、俚语、甚至地方方言词汇，增强亲和力和感染力。所有脚本初稿都必须送交李岩亲自审阅修改，他往往逐字推敲，确保每一个故事、每一段对话都巧妙地承载着宣传使命，同时又保持其作为通俗文学的独立吸引力。
《新大明颂》的脚本中，辽国公王磊被塑造成一位应运而生、天命所归、近乎完美的英主形象。他不仅雄才大略，用兵如神，更难得的是爱民如子，仁德布于四方。他麾下的文武群臣，如智勇双全的曹变蛟、忠义无双的秦良玉、骁勇善战的黄得功、乃至巾帼不让须眉的红娘子，都被赋予了传奇色彩，他们各具特色，却又团结一心，共同辅佐王磊，抗击残暴的鞑虏，剿灭祸国的流寇。而故事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将新政的具体内容完全融入了情节发展之中。例如，在一段“曹将军智取榆林叛军”的紧张情节之后，紧接着便是“辽国公仁政抚陕民”的温馨篇章，详细描绘了新政官员如何清丈土地、将无主田公平地分给流离失所的百姓、发放新式农具和优质种子、指导耕作技术，使得原本饿殍遍野的陕地重现生机，百姓感恩戴德。在“秦良玉西南定苗疆”的传奇故事里，则着重表现了如何剿抚并用，既以武力震慑不安分的土司，又以公平交易、设立互市、传授先进农耕技术等怀柔手段，最终赢得西南各族民心，带来持久和平与繁荣。这些内容不再是干巴巴的政令，而是变成了英雄事迹的一部分，变得可感可触，深入人心。
《抗虏英雄传》的脚本则更侧重于营造紧张刺激、热血澎湃的氛围。以曹变蛟、黄得功、刘宗敏等猛将为主角，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场面宏大的战斗。脚本极力渲染后金鞑子的残暴不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被反复提及、细致描写，以激发民众强烈的仇恨；同时，又极力突显辽军将士的英勇无畏、纪律严明，以及燧发枪排枪齐射、红衣大炮怒吼破城等新式火器带来的震撼性威力，塑造出一种“王师所向无敌”的强大信心。这些故事的目的，就是要让听众对虏寇恨之入骨，对王师充满崇拜和信任，对北伐事业产生强烈的支持和期待。
脚本初成，李岩立即启动了规模庞大的“说书队”培训计划。刘主事效率极高，很快便从司内属官、旧日相识的落魄文人、南京城内各大茶馆酒楼的说书先生、乃至一些流落江湖的杂耍艺人中，精心筛选出一百二十余名口齿清晰、表情丰富、临场应变能力强的候选者。宣传司后院一座原本废弃的库房被迅速改建为“讲习所”，内部设置了讲台、长凳，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模拟茶台。所有入选者在此进行为期二十天的封闭式培训。培训极为严格：每日清晨需集体诵读脚本核心要义；上午由李岩亲自授课，讲解当前天下大势、新政核心内容、宣传的要点与底线，以及如何巧妙地将政策融入故事，如何应对听众可能的质疑；下午则由冯老先生等资深说书人传授专业技能，从醒木的用法、折扇的开合、声音的抑扬顿挫、到眼神表情、肢体动作，乃至如何“抖包袱”制造悬念、如何与台下听众互动、调动情绪，无所不包。晚间则是分组练习和考核，要求每个人必须脱稿演练，不仅要熟记故事脉络，更要能生动演绎，并具备即兴发挥、处理冷场或刁难的能力。培训期间，饮食住宿全由司里提供，且有基本津贴。考核极其严格，最终仅有九十八人通过，获得了那枚珍贵的“宣讲证”和一套统一的青布长衫。他们被分为十余个小队，每队指定一名队长，规划了不同的宣讲路线和区域，并预支了足以支撑数月的丰厚盘缠。
很快，这批训练有素、堪称“专业宣传员”的说书人，便如同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荡起层层涟漪。他们以南京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南直隶各府县，以及周边的浙江、江西、湖广、河南等地的城镇乡村进发。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支付少量茶资便可占据一隅；出现在人头攒动的集市角落，寻一处空地便可开讲；出现在香火鼎盛的庙会戏台旁，趁戏剧间隙吸引人流；甚至出现在田间地头的树荫下，为休息的农人带来片刻的娱乐与教化。醒木一拍，折扇轻摇，一个个精心编织、跌宕起伏的故事便如同淙淙流水，倾泻而出。英雄的壮举令人热血沸腾，佳人的柔情令人唏嘘感叹，虏寇的凶残令人咬牙切齿，新政的仁德则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并打动着底层的听众，许多百姓或许听不懂深奥的政论，却对这些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故事毫无抵抗力，在茶余饭后的津津乐道中，在潜移默化间，接受了其中蕴含的信息与价值观。“曹将军”、“秦夫人”、“黄闯子”的事迹成为新的谈资，辽国公的“仁政”形象也逐渐清晰和高大起来。
与此同时，赵先生负责的“歌谣编传”行动也迅速展开。他派出的几个小组深入市井巷陌，广泛搜集。他们发现民间流传的歌谣内容庞杂，既有反映劳动人民淳朴情感的劳作之歌、情爱之曲，也有一些隐晦表达对时局不满、赋税沉重、吏治腐败的哀叹之调，甚至还有一些明显带有怀念前朝、或被别有用心者散布的谣言和负面情绪的段子。李岩指示，对于内容消极、甚至反动的，记录在案并追查源头即可，重点在于“立新”。他们迅速组织人手，对那些旋律简单优美、节奏明快、易于上口的民间小调进行改编，填入全新的歌词。新歌词主题鲜明：有的直接歌颂辽国公的英明神武（如：“辽国公，本领高，辽东打得鞑子跑，南京城头旗飘飘，百姓都说好”）；有的具体宣扬新政带来的好处（如：“均田令，真是好，荒田分给我来刨，秋收粮满仓，全家吃得饱”）；有的着力鼓舞北伐的士气（如：“燧发枪，红衣炮，儿郎出征威风傲，杀尽鞑子保家园，太平日子早来到”）；还有的则辛辣讽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丑态（如：“张员外，李知府，肚皮滚滚像肥猪，只会盘剥老百姓，见了国公像老鼠”）。这些新编歌谣，通过几个渠道迅速传播：一是由说书人在正式开讲前，先教唱一段，作为暖场；二是给予街巷间的孩童些许铜钱、糖果，让他们四处传唱；三是在码头、驿站等人流密集处，雇人反复吟唱。这种形式比说书更直接、更简单、更易记忆和传播，往往一首旋律catchy、歌词直白的曲子，几天功夫就能像风一样传遍半个县城，有效地对冲和消除了那些负面舆论，迅速营造出了一种有利于新政的、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
此外，宣传司的工作并非孤军奋战，它与牛金星主管的民政体系、以及各地新上任的官员密切配合，形成了协同效应。每当有新的惠民政策出台，如某地开始清丈田亩、发放新农具、减免赋税、或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宣传司的说书人和新歌谣便会第一时间跟进，深入浅出地解释政策内容，宣扬政策将带来的好处，引导民众感恩戴德，并积极配合官府的执行。这种宣传与行政的紧密结合，使得新政的推行事半功倍，极大地减少了潜在的阻力，often将可能发生的摩擦化解于无形。
当然，宣传工作也绝非一片坦途，其中充满了明争暗斗。一些敌视辽国公新政、利益受损的江南士绅，暗中指使家奴地痞，在说书人讲演时捣乱起哄，故意提出刁难问题，甚至发生过殴打落单的说书人、撕毁脚本、驱散听众的恶性事件。李岩对此的反应迅速而强硬。他并不通过宣传司直接处理，而是立即将情况整理成文，通过辽国公府行文各地官府，甚至直接动用王磊赋予的临时权限，要求当地驻军或巡检司严厉查处此类行为，定性为“破坏新政、煽动民乱、对抗国公爷”，抓捕了几个为首的豪奴和幕后指使的士绅，迅速审讯，从重治罪，或枷号示众，或罚没家产，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他也加强了对说书人的安全保护，要求他们尽量在人多处、白天活动，必要时可向当地驻军或衙役求助，宣传司也会派员暗中巡视。经过几次雷霆手段，这类公然挑衅的行为迅速减少。
数月下来，李岩领导的宣传司成效显着，其影响力开始真正显现出来。南京及周边地区的舆论风气为之一新。茶楼酒馆里，公开非议新政的声音少了，谈论北伐捷报、英雄故事的声音多了；街头巷尾，消极悲观的旧调少了，传唱新编歌谣的声音多了。辽国公王磊的威望日益高涨，其推行的各项新政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底层民众的理解、支持甚至期待；北伐的正义性与必要性深入人心；军中将士的英雄事迹广为传颂，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从军报国的热情。一种拥护新朝、期待天下统一、抗虏保家的社会共识正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李岩，这位昔日的杞县举人，以其卓越的文才、对民情的深刻洞察、和高超的组织执行能力，证明了“笔杆子”在乱世争雄中不可或缺的巨大力量，他也因此赢得了辽国公王磊更深的信赖与倚重。这条无形的战线，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却又坚定无比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北伐大战，夯实着最为重要和根本的民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