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所言极是！句句切中要害！”王磊击节称赏，愈发觉得与这位思想家对话酣畅淋漓，“此事关乎根本，不可不慎，亦不可因噎废食，踟蹰不前。王某有意，就在这辽西之地，尝试先生‘议政’之主张！然为减少阻力，暂不称‘学校’，而名之为‘辽东议事堂’。试邀军中代表、地方开明士绅、工坊大匠、屯田农官、乃至府县吏员中之贤能者，共聚一堂，就辽西之赋税如何分摊更为公平、某项工程建设利弊、民兵如何组织而不误农时等具体事务，进行公开讨论，集思广益，形成共识与议案，供总兵府决策参考。此非分权，实为借众智以补官府之不足，通上下之情，凝众人之心，使施政更为公允顺畅。先生以为此议可行否？愿闻高见。”
黄宗羲彻底震惊了，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着书立说，痛陈利弊，本意是埋下思想的火种，期待于不可知的未来，或有明君贤者能于灰烬中拾取一二，从未奢望能在当世、在眼前、就在这辽东边陲，就看到自己最具颠覆性的主张被一位封疆大吏付诸实践，哪怕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小心翼翼的雏形！他激动得胡须微颤，猛地起身，向着王磊深深一揖，声音都因激动而有些哽咽：“总镇……总镇真有古圣王纳谏如流、开创制度之气魄与胸襟！若真能如此，则辽西之治，必开千古未有之新局！晚生……愿附骥尾，竭尽绵薄，以供驱策，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
顾炎武也大为动容，他看到了王磊不仅仅停留在欣赏黄宗羲的理论，更是在尝试将其那看似空想、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转化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雏形，这远比单纯的着书立说更为艰难，也更具历史意义。“太冲兄之论，得总镇之力而行之，化着作为事功，实乃天下苍生之幸！此事若成，其意义非凡，恐将照亮后世！”
第二节：议事堂初试新声
王磊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一旦决意，便力求速效。既然决定尝试这亘古未有之议，便立刻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他深知此事敏感异常，极易招致朝廷猜忌和保守势力的攻讦，故采取了极其稳妥、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他与黄宗羲、顾炎武进行了数次高度机密的闭门深谈，详细探讨“辽东议事堂”的组织根本原则、成员构成、议事范围与具体规则，力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
黄宗羲贡献其思想精髓，反复强调“公议”与“监督”之本质，认为议事之核心在于“是非决于公论”，而非上官独断。顾炎武则凭借其游历天下的丰富经验，对如何遴选真正能代表地方利益、有公心而非只顾私利的“贤达”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强调考察其平日言行与乡评的重要性。王磊则结合来自后世的议会制度的某些基本原则（加以巧妙地淡化、包装和改造），提出了“比例代表制”（大致按军、民、工、商等主要群体分配名额，确保各方声音都能被听到）、“议案提出与公开辩论程序”、“多数决原则”（但同时强调总兵府拥有最终裁定权和否决权，以防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或议出明显错误的、损害整体利益的决议）等初步构想，并强调初期议事内容必须记录在案，以备查考。
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确定：首届“辽东议事堂”为试行性质，探索前行，规模不宜过大。暂定成员三十人左右。其中：辽西各主要军镇代表（选派思想较为开明、关心地方的游击、守备级别军官）占十席；州县官员代表（由王磊和督师洪承畴暗中斟酌选派干练且开明、非一味逢迎之上官者）占五席；地方士绅代表（由各州县秘密推举真正有德望、热心公务、非劣绅豪强者）占五席；工商代表（官营大作坊主、与官坊合作有贡献的大商人）占五席；屯田及农事代表（出色的农官或深受敬重的屯长、粮长）占五席。王磊自任议事堂主席，黄宗羲、顾炎武为特邀顾问，不占席位，负责记录、整理议案、维持秩序并提供学术咨询。
议事范围经过严格限定，初期只涉及辽西地方具体事务，绝不敢触碰红线。例如：如何更公平合理地分摊新一轮的城防修缮捐税；如何组织春耕后的民兵操练，做到既不误农时又能增强地方防卫；是否应在某交通要道新建一座市集以利商贸、增加税源；官营工坊产出的部分民用物资（如新式农具、廉价布匹）如何定价发售方能惠及百姓又不使官坊亏本等。绝对禁止讨论朝政、宏观战略、军事机密、人事任免等敏感话题，并明文规定，所有议决仅为建议，最终决定权在总兵府。
消息通过非正式渠道悄然传出，立刻在辽西官场民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与窃窃私语。各方反应复杂不一。军中将领大多觉得新奇有趣，有些则认为这是文人的清谈把戏，与军人直来直去的风格不符，但总镇之命不可违，倒也愿意派人参加。地方官员则普遍心存疑虑乃至抵触，担心此举会削弱官府权威，让那些“刁民绅衿”有了公然议论、指手画脚的机会，以后办事更添掣肘。士绅商贾们则大多感到兴奋与荣幸，认为这是总镇重视他们、抬高他们地位的表现，跃跃欲试，准备了不少说辞。普通工匠农户则感到茫然不解，但听说能有自己的代表可以去那“大堂”上说话，替自己发声，又隐隐生出一丝前所未有的期待与微妙的归属感。
经过一番紧张而审慎的推举、遴选与资格审查，首届议事堂成员名单最终确定。议事地点设在宁远城内一处宽敞肃穆、此前闲置的旧官衙，经过简单改造，撤去了原有的高堂案几，布置成环形，居中为主席位，其余席位环绕而坐，虽仍有主次，但至少在形式上营造了一种相对平等、便于交流议事的氛围。
首次议事大会召开之日，气氛庄重而凝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好奇、紧张、期待与不确定的情绪。各方代表身着各自行业的服装——戎装笔挺的军官、身着青色或鸂鶒补子官袍的吏员、宽袍大袖的士绅、穿着绸缎面料体面衣裳的商人、以及两位特意换上了干净短打衣衫、手脚粗大、面露忐忑的工匠和农官代表。他们小心翼翼地按照指引落座，彼此之间目光接触时，都带着几分打量和陌生。王磊端坐主席位，神色平静而威严。黄宗羲、顾炎武分坐两侧顾问席，面前铺开纸笔，神情专注。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他们正在参与一件或许会载入史册、前所未有的事情。
首次讨论的议题，是王磊亲自拟定的一个相对简单却关乎民生切身利益、不易引发激烈冲突的问题：如何改善宁远城内外的垃圾清运与处理，以防疫病滋生，改善军民居住环境。
起初，场面异常冷清沉默，落针可闻。军官们觉得此事过于琐碎，非军国大事，不愿率先开口；官员们习惯了上官发令、下属执行的模式，骤然来到需要“议”的场合，不知如何措辞，怕言多有失；士绅商贾们则小心翼翼，揣摩着总镇的真实意图，怕说错话惹祸上身；工匠和农官代表更是紧张得手心冒汗，不敢抬头。
王磊并不着急，耐心引导。他先让主管宁远城市政事务的吏员起身，详细介绍了目前垃圾处理的现状、存在的困难（如人手不足、堆放点设置不合理、清运不及时等）。然后鼓励大家：“今日在此，无分官职大小，皆为我辽西一员，皆可畅所欲言。此事关乎各家各户健康，有何想法，尽可道来。”
沉默良久，终于，那位来自军械坊的老工匠犹豫着举起了手，得到示意后，他站起身，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官话磕磕绊绊地说：“总……总镇大人，各位老爷……小……小人觉得，城南那处垃圾堆放点，离……离吃水的井太近了，眼看天气要热起来，恐……恐污了井水，是不是……能规定堆放得再远些？”他说完，脸涨得通红，赶紧坐下。
一位商人代表见状，清了清嗓子，接着发言，建议可以按商铺和住户规模，征收少量、固定的卫生费用，雇佣专人定时定点清运，建立章程……
一旦有人开了头，打破了那层无形的冰，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一位士绅提出了划分城区区域、实行保甲连坐、责任到坊的建议；一位农官代表鼓起勇气提出，可将部分有机垃圾（菜叶、泔水等）统一运至城外指定地点沤肥，然后用于官屯田地，一举两得；甚至一位守备军官也从军队防疫、保持战斗力的角度，提出在换防间隙，可定期派辅兵协助清理一些卫生死角和大型堆积物。
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经历，提出了不同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其间自然也有争论，例如关于卫生费用该收多少、由谁管理，士绅和商人意见就不一。但在王磊的适时引导、以及黄宗羲、顾炎武从旁以“于民是否有利”、“于公是否公平”为原则进行协调下，争论始终围绕着问题本身，未有逾越。最终，综合各方意见，形成了一份颇为详细的《宁远城卫生管理条陈》草案，对垃圾堆放点选址、清运频率与方式、费用来源与管理、奖惩措施都有了初步规定。王磊当场表示，总兵府将高度重视此议决，稍作文字完善后即颁布试行，并令相关部门负责落实，下次议事将听取落实情况的回报。
首次议事的成功，虽然议题看似微小，但其象征意义和开创性巨大。它意味着，在明朝的辽西，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第一次有机会坐在一起，在一种相对正式的、平等的（至少在形式上和发言权上）场合，讨论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并且他们的意见真的被倾听、被尊重、甚至被采纳为政策！一种新型的、模糊的“公共参与”意识开始萌芽。
消息逐渐传开，“议事堂”成了辽西官民私下热议的一个新鲜而充满希望的话题。黄宗羲更是激动不已，他将每次议事的详细记录都精心整理，与顾炎武深入探讨其中的得失、争论的焦点、代表的表现，不断完善着他的理论与对实践的设计。他看到了自己那惊世骇俗的思想火花，竟然能在现实的土壤中，找到一处缝隙，生根发芽，虽然只是极其微弱的一株嫩芽，却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王磊深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距离真正的民主议政、权力制衡还差得极远，它目前更像是一个高级的、扩大化的咨询机构，其存在和效力完全依赖于他的个人权威和支持。但他坚信，这个口子一旦打开，这种参与感、话语权一旦被不同阶层的人所体验和珍视，就会产生巨大的内在凝聚力和社会活力。它将黄宗羲那原本只存在于书斋梦想中的激进思想，以一种相对温和、易于接受、逐步渗透的方式，引入了辽西的改革实践，为这片始终处于战争前沿的土地，注入了又一股前所未有的、关乎权力运作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崭新气息。辽西，不仅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上领先，更开始在社会组织形态和政治实践上，悄然进行着超越时代的、小心翼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