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中午，我在工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邻桌两个农民工打扮的人在聊天，嗓门很大，其中一个说：“听说了吗？黄皮子家出事了！他那个宝贝儿子，前阵子被人带去玩虚拟币，一下子投进去好几百万，结果平台跑路了，血本无归！”
另一个接话：“真的假的？黄皮子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不找找关系把钱追回来？”
“找个屁！”第一个人啐了一口，“我听说是个境外平台，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找谁去？黄皮子这几天跟疯了似的，到处找人打听是谁在背后撺掇他儿子，听说把以前跟他有过节的人都查了个遍，动静闹得挺大，道上都传遍了。”
我握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扒拉米饭的动作慢了下来。耳朵里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却没什么太大的波澜，既没有预想中的解气，也没有担心的恐慌，就像听到了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旧闻。
“那他儿子呢？就这么算了？”
“算了？黄皮子把他儿子关在家里，打得半死，听说现在还躺床上呢！不过也是活该，那小子平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他爹有钱，到处欺负人，这次栽了跟头，估计也是报应。”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我却没再听进去。结了账走出饭馆，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睛，往工地的方向走。原来，他真的做成了。原来，那些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真的在悄然运转，最终砸出了一个坑。
只是不知道，黄皮子会不会查到陈建国头上。不知道那个穿着军大衣的身影，此刻是躲在哪个角落，还是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之后的日子里，我又断断续续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关于黄皮子的消息。说他找了很多人，查了很久，却始终没找到确凿的证据，那些带他儿子入局的“托儿”早就没了踪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说他因为这事气坏了身体，住了院，以前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也渐渐疏远了。说他名下的几个厂子因为资金链断裂，已经开始转手了。
每一次听到，我都只是平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也从不打听细节。就像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锣鼓再响，也惊不起心里的波澜。
大概过了半年，冬天的时候，我去给女儿买课外书，路过街心公园，又下意识地往那个长椅的方向看了一眼。长椅上坐着一个穿深蓝色棉衣的老人，正晒着太阳打盹，不是他。垃圾桶旁边很干净，没有空酒瓶，也没有啃剩的馒头。
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进了书店。
春节前，工作室放了假，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了趟老家。我妈拉着我去庙里烧香，说要感谢菩萨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寺庙里香火很旺，烟雾缭绕中，香客们虔诚地跪拜着，嘴里念念有词。
我妈把三炷香递给我，让我许愿。我拿着香，对着佛像拜了三拜，心里没什么特别的愿望，既没求发财，也没求升官，只是默默地想：希望那个叫陈建国的人，能真的过上安稳日子；希望所有像他一样被欺负过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希望那些作恶的人，终究逃不过应有的惩罚。
烧完香，走出寺庙，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妈还在跟旁边的居士聊天，女儿拉着妻子的手，在看庙门口卖的糖画。我站在台阶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心里一片清明。
或许这世上的公道，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它藏在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里，有时它躲在旁观者的一点善意里，有时它就散落在时间的风里，慢慢沉淀，慢慢显形。
就像我那五万块钱，它没有变成寺庙里的香火，却变成了一把投向黑暗的石子，激起了一圈涟漪。至于那涟漪最终会荡向何方，会惊醒多少沉睡的人，或许真的只有天上的神明知道。
但我知道，从那个把银行卡递出去的傍晚开始，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就已经落了地。往后的每一个夜晚，我都能睡得很踏实。这就够了。
回家的路上，女儿拿着糖画，突然问我：“爸爸，菩萨真的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我摸了摸她的头，笑着说：“不知道，但心里想着好事，总没错的。”
车窗外的风景向后倒退，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女儿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低头去舔手里的糖画，嘴角沾了点金黄色的糖渣，像只满足的小猫。
我看着她的笑脸，又看了看身边靠着座椅打盹的妻子，心里一片柔软。或许生活就是这样，一边有公园长椅上的挣扎与决绝，一边有万家灯火里的安稳与平淡。我们在这两端之间行走，偶尔伸出手，拉别人一把，也被别人拉一把，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光亮里。
至于那个穿军大衣的身影，那个被擦干净的二锅头空瓶，那些关于黄皮子的传闻，都渐渐被时光磨成了模糊的影子，藏在记忆的角落里，不再轻易提起，却也从未忘记。就像寺庙里那悠远的钟声，偶尔在某个寂静的夜晚响起，提醒着我，曾在某个瞬间，为了一点公道，为了一点心安，做过一件不算伟大，却足够让自己铭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