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军用通道：在山谷间开辟或拓宽道路，便于汉军骑兵和补给车队快速机动。
工地上，景象浩大而残酷。
数以万计的羌人在皮鞭和饥饿的驱赶下，如同蚁群般忙碌着：
壮劳力们在陡峭的山崖上开凿石料，锤凿之声不绝于耳，时有失足或石料滚落的事故发生。
辅助劳力们用简陋的背篓、拖架，甚至直接肩扛手抬，将巨大的石块、沉重的黄土从采掘点运往建筑工地。队伍蜿蜒如长龙，在监工汉军的呵斥下缓慢移动。
一些有经验的老人负责指导夯土技术——将黄土层层填入木板夹成的“夯杵”中，由数名劳力喊着号子，用巨大的石夯反复捶打结实。
这是修筑城墙和堡垒核心工序，极其耗费体力。
妇女和少年则负责编织盛土的石筐、搓制绳索、烧制石灰、以及为工地提供饮水和简单的伙食。
严寒、劳累、饥饿、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事故，每天都在无情地消耗着这些降羌的生命。
但他们没有选择。劳作，虽然艰苦，但至少还有那一点点维系生存的口粮。停止劳作，意味着立刻被饿死，或者因“无用”而被处理掉。
整个工区，处于汉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精锐的汉军骑兵在工区外围日夜巡逻，既防止外部残敌骚扰，更防止内部劳役逃亡。
每个工营、工屯都有汉军士兵或可靠的“义从胡”监视，他们手持皮鞭或长矛，冷漠地注视着劳役的一举一动。任何交头接耳、怠工停顿都可能招来呵斥甚至鞭打。
“劳役们的营地与汉军营区严格分开，通常设在工区附近地势较低、便于看守的区域。营地简陋无比，只有低矮的窝棚和地穴，难以抵御严寒。
严禁劳役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也严格控制汉军士兵与劳役的交流，防止煽动或泄密。
赵兴的这一套做法，背后是极其冷酷的战略算计：
将这些降羌中最具反抗能力的青壮年，投入到极高强度的劳役中，通过体力和时间的消耗，磨灭其反抗意志，并使其无暇他顾。
直接利用这些免费且庞大的劳动力，为帝国构建急需的边防基础设施，省去了从内地征发民夫的巨大成本和后勤压力。可谓“以敌之力，制敌之防”。
严酷的劳役和生存条件，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筛选过程。体弱多病、无法适应者会逐渐被淘汰（死亡），剩下的将是更能吃苦、更顺从的劳动力，甚至可以被未来逐步同化。
仅提供维持最低生存限度的口粮，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帝国的粮食消耗，将这些降羌的“使用成本”压到最低。
于是，在河西走廊的南部边缘，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数以万计的羌人降虏，在汉军冰冷的秩序下，用自己的双手和血肉之躯，一砖一石地修筑着那些原本用于防范、挤压甚至消灭他们自己民族的边墙和戍堡。
他们用艰辛的劳动，换取着帝国施舍的、仅够苟活的粮食，也为自己和族人换取了一个暂时安全的、；卑微的生存空间。
没有虐待，没有屠杀，只有一种将人物化为纯粹工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冰冷效率。
这就是赵兴的统治之道，也是帝国在开拓疆土过程中，对于被征服者最常见、也最现实的处置方式。生存的代价，便是永无止境的劳役和自由的彻底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