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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暹罗中部平原，拥有数千莱土地的大贵族被迫交出了大部分田产。
在越南红河三角洲，越盟活动区的土地被直接没收分配，许多农民在分到土地后，对越盟的支持明显动摇。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复杂的“萨沃”（封建土地关系）被强行打破。
甚至在相对边远的山区和岛屿，土改工作队的足迹也伴随着武装士兵，强制推行新的土地秩序。
当然，土地改革绝非一帆风顺。
旧势力的反抗或明或暗。
一些前贵族、地主试图藏匿地契、转移浮财，甚至煽动家族势力或收买土匪进行武装抵抗。
在暹罗东北部、缅甸克耶邦、印尼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武装冲突，但都被拥有绝对优势的帝国驻军迅速镇压。
参与者被严惩，其土地财产被充分。
更多的旧精英则选择了沉默的顺从，或在失去土地后，试图利用残存的资本和人脉转向商业，或迁往城市。
参议院内，一些出身旧家的议员曾委婉表达“过激土改恐伤及生产元气”、“宜以赎买缓和进行”。
但在皇帝“此乃帝国根基，不容动摇”的明确态度和广大贫苦农民狂热拥护的浪潮下，这些声音迅速被边缘化。
尽管过程血腥、手段强制，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地少地农民而言，土改的效果是立竿见影、颠覆性的。
他们生平第一次拥有了法律保障、可以传给子孙的土地，摆脱了沉重的地租和劳役。
虽然土地不能买卖，意味着失去了“上升”为地主的可能。
但对朝不保夕的贫农而言，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生存保障，远比虚无的“买卖自由”来得实在。
无数家庭在分得的田地里竖起“皇恩浩荡”的木牌，许多地区出现了自发的、庆祝土改成功的集会。
帝国基层行政机构（村社）借此机会建立并深入乡村，户籍管理、税收征集、兵役动员变得前所未有的顺畅。
尽管有零星的抵抗和不满，但广大农村地区对帝国中央的认同感和依附性，因土改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皇帝许愿的画像，开始与土地证一起，进入千家万户。
与此同时，1949年10月1日，燕京。
震天的欢呼声中，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国家向世界宣告她的诞生。
无线电波载着这则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全球。
在各大国的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中激起千层浪。
震惊、观望、敌视、盘算......国际社会在冷战的铁幕下，对这一东方巨变反应不一。
而在南洋联合王国的上京天枢宫，这则消息被以最高优先级送到了皇帝许愿的案头。
彼时，他正与上官志标、郑云峰、白克明、司马光明等核心重臣，紧急磋商因“雪峰行动”引发的印度边境危机和西方加码制裁。
北京的电讯，像一道强光，骤然劈开了密布的战争阴云，照亮了另一条幽深而充满可能性的战略通道。
许愿放下电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铺在巨大议政桌上的南洋及东亚地图。
他的目光，从帝国在藏南新设立的哨所标记，缓缓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