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并未因临江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有所收敛，反而在凌云一行离开柳林村回程的路上，变本加厉地裹挟着细密的雨丝和冰晶，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形成一层模糊又冰冷的水幕。车内暖气嘶嘶作响，与窗外混沌、萧瑟的冬景隔绝成两个世界。凌云靠在后座，深色羽绒服的拉链敞开着，他闭着眼，指尖无意识地揉着眉心，但脑海中却如同过电影般，清晰地回放着刚才在柳林村空地上的每一帧画面——
王老伯那双被岁月侵蚀得混浊、却在提及果园时迸发出惊人亮光的眼睛；那位穿着红色棉袄的中年妇女，在听到专家初步肯定时，那瞬间松弛下来的肩膀和难以置信捂住嘴的动作；村民们在他做出“三天后村里见”承诺时，脸上那种混合着期盼、怀疑以及最后一搏的复杂神情……那不是一种轻易的信任，更像是在绝境中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小心翼翼的托付。这份由无数双粗糙的手、无数道殷切的目光传递过来的托付，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口，比任何经济指标和项目进度都更具分量。
“建国，”凌云忽然开口，声音因短暂的闭目养神而略带沙哑，但其中的决断力不容置疑，“回去后，立刻以市政府的名义，成立‘柳林村工业园区征地问题专项工作组’，我任组长，你、志刚、海涛，还有信访、法制、农业、人社的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工作组下设政策协调、实地评估、群众工作、综合保障四个小组，明确职责，限时办结。要把这件事，当成当前市政府头等重要的民生实事来抓！”
李建国坐在旁边，闻言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和一丝如释重负。市长亲自挂帅，意味着资源将向这件事倾斜，也意味着他肩上的压力有人共同承担，更重要的是，这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是，凌市长！我回去就立刻起草通知，争取下午下班前下发，并召开工作组第一次会议。方案和人员名单我会尽快报您审定。”
“嗯。”凌云微微颔首，目光投向窗外那被雨雪模糊了的、飞速后退的田野和光秃秃的树梢，“通知里要强调，工作组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地解决柳林村这十几户的补偿问题。更要以此为突破口和典型案例，深刻反思我们征地补偿工作中存在的‘一刀切’、调研不深入、对群众特殊困难考量不足等问题。要探索建立一套更科学、更精细、更富有人情味，既能保障项目推进，又能切实维护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征地补偿和长效保障机制。我们不能总是等问题积累、矛盾激化，群众找到市政府门口，再去当‘救火队长’。要从源头上，从制度设计上，寻求治本之策。”
赵志刚坐在副驾驶位，闻言转过身，扶了扶金丝眼镜，脸上是财政负责人特有的审慎：“凌市长，机制探索是长远之计，高瞻远瞩，我完全赞同。但眼下柳林村的问题，尤其是那几户高产值果园的补偿差额，是需要立刻兑现的真金白银。市财政的盘子您清楚，年初预算已经打得非常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尚且存在部分缺口，这笔突然增加的补偿款……”
“我知道。”凌云打断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定力，“财政有困难，是现实。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漠视群众的合理诉求，就让应该得到公平对待的人寒心。资金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可以先从园区项目预备费里临时调剂一部分应急。同时，我会亲自向清源市委、市政府做专题汇报，详细说明情况，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带队去市里跑一趟。但原则不能变，底线不能突破：该给群众的，一分也不能少，一刻也不能拖！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赵志刚看着凌云眼中不容置疑的坚定，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他明白，凌云这次是铁了心，要在政策的刚性执行与复杂现实的柔性处理之间，硬生生闯出一条路来。这需要魄力，也需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回到市政府，已是午后时分。雨雪暂歇，但天空依旧阴沉得像一块湿冷的铅块。专项工作组的成立通知以最高效率下发，第一次会议在凌云的主持下，于下午三点紧锣密鼓地召开。小会议室内，气氛比之前任何一次讨论征地问题时都更加凝重，椭圆形的会议桌周围坐满了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茶叶的混合气味，以及一种无形的、目标明确后的紧张感。
每个人都清楚，市长亲自挂帅，意味着这件事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和民生优先级，任何环节的推诿、拖延或执行不力，都可能面临最严厉的问责。
会议上，凌云没有过多重复现场的情况，而是直接切入主题，要求各小组汇报初步工作方案和面临的主要困难。
政策协调小组（由赵志刚牵头）的负责人首先发言，他汇报了与清源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的初步电话沟通情况，语气并不乐观：“市局方面表示理解，但也强调各地补偿标准需在省定框架内，严格依法依规，对‘个案特批’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不过，他们对我们探索‘产值评估补偿’、‘用地入股’、‘社保安置’等多元化安置方式表示有兴趣，建议我们形成详细方案后再行申报。”接着，他介绍了搜集到的外地一些处理类似案例的经验，但都强调地域差异和政策壁垒。
实地评估小组（由李建国负责）的汇报则具体得多。他详细说明了专家组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将对柳林村所有涉及征地的果园，进行全覆盖的土壤采样、果树测量（胸径、冠幅、新梢生长量）、挂果情况记录，并走访农户核实往年的销售记录和投入成本。“我们承诺，在五天内完成所有野外作业和数据初步整理，七天内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评估报告。确保每一个数据都经得起检验。”李建国的声音有些嘶哑，但目光坚定。
群众工作小组（由信访办和属地街道负责人组成）制定了分片包干、入户详谈的细致方案。“我们不仅要传达政策，更要倾听诉求，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我们会建立一户一档，详细记录每户的家庭成员、就业情况、主要顾虑和对安置方式的偏好。”街道办主任补充道，“同时，我们会确保评估过程和补偿方案制定的信息高度透明，及时在村务公开栏公示，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猜疑。”
综合保障小组则负责工作组的后勤协调、会议组织、信息汇总上报以及与媒体可能的沟通预案。
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凌云听着，不时插话询问关键细节，或者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评估报告的科学性是根基，但最终要落地，还需要让老百姓看得懂、信得过。”凌云特别强调，“关键数据、采样点位、计算方法，要用最通俗的语言、图表的形式，向村民代表进行详细解释，甚至可以邀请他们见证部分采样过程。群众工作不能浮在表面，不能满足于把政策文件念一遍。要真正沉下去，了解每一户的具体困难，比如家里有没有病人、孩子上学负担重不重、除了种地还有什么手艺。对于那些除了种地缺乏其他技能的村民，人社局的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要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园区未来可能入驻的企业用工需求，拿出具体到人、到岗位的帮扶方案，让他们看到失去土地后的新希望。”
会议结束时，窗外已是华灯初上，城市的霓虹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折射出迷离的光影。雨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临江市政府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围绕着柳林村的问题高速、精准地运转起来。专项工作组所在的楼层，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李建国几乎住在了办公室和柳林村之间，脸庞被风吹得粗糙，鞋子上总是沾着泥点，他协调着专家，监督着评估进度，应对着各种突发状况。赵志刚带着财政和法制的精干力量，日夜不停地反复测算补偿资金缺口，研究各种政策工具的可行性与风险，与省厅保持着密切沟通。王海涛也带着规划和技术人员，趴在图纸上，一遍又一遍地优化园区规划，试图通过微调道路、绿化带和附属设施的位置，尽可能将那些最具争议、产值最高的果园地块调整到二期甚至三期开发，为矛盾化解和方案完善争取宝贵的缓冲时间。
凌云则在这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扮演着最终决策核心和最高协调人的角色。他需要听取各小组每天的进展汇报，对关键节点做出决策——比如，在专家组初步报告出来后，他顶住压力，最终拍板同意在评估价值基础上，再上浮一定比例，作为对村民多年精心培育、改良土地这种“隐形投入”的额外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政策框架；他需要亲自出面，与已经签署投资协议的大型企业负责人进行坦诚沟通，解释情况，分析利弊，最终赢得了对方对项目可能微调及工期略有延迟的理解，甚至对方还表示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录用经过培训的柳林村村民；他甚至再次抽空，仔细翻阅了那几户重点村民的家庭情况档案，在王老伯的档案上，他注意到其孙子正在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读机械设计专业，便特意批示，请人社局重点关注园区未来高端制造类企业的相关招聘需求，尝试进行定向对接和实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