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的省城，暑气未消，空气里弥漫着柏油马路被炙烤后的气味和城市特有的喧嚣。凌建军带着儿子凌云，提着简单的行李，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那所国际合作学院。校园不算大，但很新，现代化的教学楼，修剪整齐的草坪，与凌云想象中的大学有些差距，但也透着一种崭新的气息。校门口人流如织，随处可见拖着崭新行李箱、衣着光鲜、神情自信的学生和家长，他们高声谈笑，讨论着未来的规划，与沉默寡言、穿着朴素的凌云父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报到的队伍排得很长，但流程顺畅。缴纳学费时，凌建军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银行卡，动作有些迟缓，手指在那张薄薄的卡片上摩挲了一下，然后沉默地、几乎是郑重地完成了刷卡缴费。那一串数字的减少，仿佛抽走了他一部分精气神。手续办妥后，他将卡片郑重放入儿子手中，粗糙的大手紧紧攥了一下凌云的手腕，那股力量大得几乎让凌云感到疼痛。
“好好读书，但也别亏待自己。”父亲的声音低沉而简短，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家里供得起，但路要你自己走。遇事……多长个心眼。”
说完，他深深看了儿子一眼，那目光复杂难辨，有期盼，有关切，有不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然后毅然转身，汇入熙攘的人群，那件半旧的灰色外套很快消失在楼道拐角处，像是被汹涌的人潮吞噬了。凌云捏着那张还带着父亲体温和汗味的银行卡，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弹，仿佛那卡片有千斤重。他感到一阵鼻酸，但强行忍住了，只是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朝着陌生的宿舍楼走去。
这所学院的氛围与高中截然不同，少了几分应试的紧张，多了几分浮躁和功利。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课程设置丰富而实用。除了密集的、占据大量课时的俄语课程（包括语音、语法、阅读、写作和口语），他们还开始接触经济学基础、国际贸易概论、国际商法等专业课程。更让凌云感兴趣的是，学校还开设了俄罗斯文化概况、传统与习俗等课程，由外教授课，通过生动的图片、视频和故事，让他们对即将前往的、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有了初步的、感性的了解。
全新的西里尔字母和迥异的语法规则让凌云一开始感到无比吃力，那些扭曲的字符和复杂的变格变位像天书一样。但他深知这个机会的来之不易，深知背后是父母起早贪黑的辛劳和那笔不菲的学费。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每天天不亮，当室友还在熟睡时，他就悄悄起床，到教学楼前的小花园里，借着晨曦的微光朗读课文，背诵单词；深夜宿舍熄灯后，他还打着手电筒，窝在被子里记忆单词和那些令人头疼的变格变位。他的勤奋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
课堂上，他很快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大多家境优渥，见识广博，很多人高中时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对大学生活适应得很快，也更懂得如何享受生活。虽然一开始因为背景差异、消费观念不同而显得有些生疏，但凌云为人踏实诚恳，学习认真，从不藏私，谁有问题请教他，他都耐心解答，加上他毕竟是正式考上的高中毕业，基础不算差，很快也融入了集体，尤其与同宿舍的几位同学相处得还算融洽。
家里的海鲜批发生意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在父母精打细算、拼命干活下，也足以支付他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然而，懂事的凌云看到父母起早贪黑的辛苦，深知未来在国外的花销更大，那将是一笔更沉重的负担。他便想方设法自己提前攒些钱。课余时间，他开始四处寻找打工的机会。端盘子、发传单、做家教、商场促销……什么活都接，不挑肥拣瘦。
有一次，他通过中介找到一份给一个小学生辅导数学的家教工作。他认真准备了很久，把自己高中时的笔记重新整理了一遍，准时到了学生家里。那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环境优雅安静。然而，学生的母亲打开门，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衬衫、略显陈旧的牛仔裤和那双刷得干净却看得出年头的运动鞋上停留了片刻，眉头微微蹙起，毫不掩饰眼中的怀疑。
“你是……国际合作学院的学生？”那位母亲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审视，普通话带着刻意模仿的腔调，“你俄语怎么样？我们孩子以后也可能要出国的，不光要辅导数学，最好也能熏陶一下语言环境。”
凌云点点头，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用带着浓重乡音的、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是的，阿姨，我们主要学俄语，我成绩还可以，数学基础也还扎实……”
话还没说完，那位母亲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转向一旁的中介人员，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凌云耳中：“不好意思，能换个发音标准点的老师吗？最好是城里学生，家里条件好点的，见识也广些。这……”她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未尽之意像针一样刺人。
中介尴尬地看了看凌云，张了张嘴想打圆场。凌云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起自己手写的、工工整整的简历，对中介轻轻说了声“没关系，麻烦您了”，然后低着头，快步走出了那栋装修精致的公寓楼。夏日的阳光明晃晃的，刺得他眼睛生疼，他却觉得浑身发冷，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像潮水般淹没了他。
最让他难忘的是在一家快餐店打工的经历。那是个周末的晚上，客流高峰刚过，店里来了几个勾肩搭背、醉醺醺的年轻人。他们点了一堆食物，吵吵嚷嚷，声音大得整个餐厅都能听见，不小心将刚端上桌的、堆得满满的餐盘打翻在地，酱汁、薯条、汉堡和炸鸡溅得到处都是。他们非但不道歉，反而起哄着，用轻蔑的语气要求凌云赶紧打扫干净，并阴阳怪气地要求重新做一份，否则就要投诉。
凌云忍着气，蹲在地上，仔细清理了地面，又忍着厨房的油烟和高温，让厨师重新做了一份食物。当他端着餐盘，小心翼翼地再次走过去时，其中一个年轻人故意伸脚绊了他一下，同时另一只手看似无意地、实则用力地猛地撞了下凌云的手肘。餐盘再次倾覆，食物和饮料噼里啪啦洒了一地，甚至溅到了那几个年轻人价格不菲的鞋子和裤子上。
几个人顿时爆发出夸张而刺耳的哄笑声，引得其他顾客纷纷侧目，指指点点。店长闻声赶来，看到满地狼藉和那几个不好惹的客人，不等凌云解释，便皱着眉头，厉声责备：“你怎么搞的？毛手毛脚的！连个盘子都端不稳？还不快给客人道歉，然后赶紧收拾干净！这个月的绩效奖金你别想要了！”
那一刻，委屈和愤怒像炽热的岩浆一样涌上凌云的喉咙，堵得他几乎说不出话，脸颊烧得滚烫。他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得意的、充满恶意的脸，又看了看一脸不耐烦、只想息事宁人的店长，最终只是死死咬住下唇，直到嘴里尝到一丝血腥味，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对不起，是我的错，我马上收拾。”他蹲下去，默默地、一遍遍地擦拭着油腻的地面，感觉所有的尊严都随着那些污秽一起被擦掉了。
那天晚上，他拖着疲惫不堪、像是散了架的身子回到宿舍，浑身还带着快餐店特有的油烟味。室友们察觉到他情绪异常低落，关切地询问，还主动给他打了热水，泡了碗面。那一刻，他深深感受到了来自同龄人的、不带功利色彩的友情的温暖，这温暖暂时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
尽管如此，为了那微薄的薪水，也为了锻炼自己，他仍然坚持着打工和学习，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每月拿到那点可怜的工资，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悉数存回父亲给的那张卡里。他想着，多存一点，父母就能少辛苦一点，肩膀上的担子就能轻一分，未来在国外的日子也能更宽裕一些，至少不必像现在这样，为了一点钱而忍受如此的屈辱。
在逐渐适应大学生活并通过打工有了一定积蓄后，凌云开始考虑更多发展的可能。他看到身边一些同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党校培训，也不免萌生了同样的想法。他知道，党员身份在国内，尤其是在体制内或者国企，是一块很有分量的敲门砖。然而，在这所看似机会均等、实则暗流涌动的学院里，他隐约察觉到，有些门槛，仅靠成绩和表现是不够的，需要额外的“努力”才能跨过。
偶然的一次宿舍夜谈中，家境不错、消息灵通的室友王浩提到学生会正在招新，鼓励凌云一起去试试，说是能锻炼能力，拓宽人脉。抱着锻炼自己、也为未来增加筹码的想法，凌云认真准备了简历，提交了申请，并凭借踏实稳重的印象，顺利加入了以事务性工作为主的实践部。在这里，他不仅参与了各类活动的组织协调、场地布置等具体工作，还结识了更多来自不同专业、有些背景的学长学姐，其中包括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李峰，一个看上去很精明干练、长袖善舞的大四学长。
几次工作接触后，凌云意识到李峰在学生会乃至院里都颇有能量，若想获得更多机会，比如入党、评优，仅靠踏实工作可能还不够。他开始用自己打工辛苦攒下的钱，几次邀请李峰在校外价格适中的餐馆小聚，过节时也不忘送上些家乡特产如干海货、普通茶叶之类并不昂贵却显心意的礼物。饭桌上，他虚心请教学生会工作的经验，委婉表达自己向组织靠拢的意愿和渴望进步的想法。李峰也都笑着应承，说会“多关注”、“有机会会推荐”，态度颇有些高深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