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保密单位招待所房间内。
陈志远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简要情况。他没有用笔记录任何敏感信息，这些名字和情况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笔记本上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的符号和数字，辅助记忆。他的神情严肃而专注，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经过前一阶段的汇报和初步讨论后，他向上级领导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
“首长，我想请求组织帮忙，调查一下我以前所在单位，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们，他们家庭现在的具体情况。”陈志远面对一位负责内部事务的领导，语气郑重地提出请求，“尤其是那些遗孀没有再嫁、独自抚养孩子的，或者父母年迈无人赡养、生活特别困难的。我想…尽我所能，帮衬一点。”
领导看着他，目光锐利却带着理解。他深知陈志远这些战斗在特殊战线的人员，对战友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志远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这件事，组织上可以帮你核实情况，但资金方面…”
“资金我自己解决。”陈志远立刻接口，“我这次回来，老板…嗯，目标人物给了一笔不少的安家费，我自己也攒了些。我想把这些钱，以…以前老部队匿名战友互助基金的名义送过去，尽量不引起注意。”他早已想好了说辞。
领导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吧。注意方式方法，确保绝对安全，不能暴露你自己和海外关系。名单和详细情况，我会让有关部门尽快核实后给你。”
“谢谢首长！”陈志远松了口气。
两天后，一份经过核实的、没有标注任何单位信息的名单和简单情况说明，秘密交到了陈志远手上。看着那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后面，跟着的“因公牺牲”、“妻子务农，抚养一子一女，生活困难”、“父母多病，欠有外债”等简短却沉重的字眼，这个经历过无数风浪的铁血特工，眼眶忍不住微微发热。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情绪压回心底。
他再次来到了中国银行，拿出了自己几乎全部的积蓄——六万五千美元（其中四万五是他在太平洋资本快一年的高薪积蓄，两万是周陌给的安家费）以及那五千元人民币。他只留下了五千美元和五千人民币作为自己的日常开销和应急之用。
按照官方汇率，他将六万美元兑换成了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二元人民币（60,000*1.9757），再加上原有的五千人民币，他手上拥有了整整十二万三千五百四十二元人民币的巨款。在那个工人平均月薪只有几十元的年代，这笔钱足以改变许多家庭的命运。
兑换过程同样引起了银行方面的极大关注，但在出示了特殊的单位证明和说明了“海外侨胞捐赠”的用途后（这是与上级商量好的对外口径），手续得以顺利办理。
接下来几天，陈志远变得异常忙碌。他根据名单上的地址和情况，开始了他的“送温暖”之旅。对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战友家属，他决定亲自前往。
他换上了最普通的衣服，骑着单位临时配发的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郊县的村镇。有时，他是一个沉默的“邮递员”，将一个装着数百至上千元现金（视家庭困难程度而定）和一张打印着“缅怀英烈，战友互助”字样的匿名信封，塞进那些破旧院落的门缝，或者交给懵懂的孩子，然后迅速离开。
有时，他会以“民政局工作人员”或“部队退下来搞福利工作的同志”的身份上门，客气地询问家庭困难，然后留下一些现金和粮票、油票等实物补助，再三叮嘱这是“政策照顾”，不必声张。
他亲眼看到了战友年迈的父母住在漏雨的平房里，看到了年轻的遗孀用柔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庭，看到了孩子们渴望读书却交不起学费的眼神…每一次送出，他的心情都既沉重又感到一丝慰藉。他知道，这些钱无法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但至少能让生者活得稍微轻松一点，让英雄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对于那些远在外省的战友家属，他将名单和准备好的现金（分别封装好，标注了姓名地址和金额）交给了指定的联络人，由组织上通过更安全可靠的渠道转送。他相信组织的力量能将这些心意准确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