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头，参军李默可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面不改色，直言道：“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保住襄阳、缓解炮轰”，但反攻樊城是下策，更稳妥的策略应是‘收缩防御、固守待援+伺机骚扰’。
放弃外城残余据点，将所有兵力（1.8万正规军加2万民兵）集中于内城和子城，重点加固城门、修补城墙缺口，利用内城的制高点（如城楼）部署弩兵、投石机，对抗钟鹏举的攻城部队；
同时严格管控粮草、水源，延长坚守时间，等待周边州县和朝廷的援军；
同时可以派出数百人规模的多支小队骚扰袭击敌军的炮兵炮位与弹药储存地。
襄阳与樊城隔汉江相望，突围部队需依赖船只渡江——但汉水江面已被钟鹏举舰队完全占据，突围部队既无足够战船，又无法在舰队的炮火覆盖下组织渡江（钟鹏举的水师战船配备火炮可直接轰击渡江船只）。
即便部分士兵泅渡，也会因体力不支或遭遇水师拦截而大量伤亡，能上岸的兵力寥寥无几。
樊城的“空虚”是假象。樊城是钟鹏举军的“后方基地”，可能有5000人，虽攻城主力（7000陆军、3000水师）在襄阳外城，但樊城城防本身并未削弱——城墙坚固，且钟鹏举的特种兵、骑兵团擅长城市防御与快速反击。
少帅突围部队上岸后，会陷入“攻城难、巷战险”的困境，既无法快速突破樊城城门，又会被城内守军分割包围，沦为火炮、弓弩的活靶子。
钟鹏举对樊城的防御应有预案，钟鹏举军深知“火炮阵地是核心”，必然会预判到我军可能的“围魏救赵”，提前在樊城部署预警哨（如汉水沿岸的了望塔、城内的巡逻队），一旦发现襄阳守军突围，可立即调动水师拦截、城内守军布防，让突围部队的行动完全失去突然性。
我军士气低落，突围难以形成战斗力。襄阳外城失守、内城遭炮轰，我军已陷入粮道被断、水源可能受威胁的绝境，士气本就低迷。此时强迫士兵突围反攻，相当于驱羊入虎口，士兵可能在渡江前就溃散，或在樊城作战时消极避战，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攻力量。”
听完年青的参军李默的长篇大论，众人尽管心里不服，但也不好发作，毕竟似乎言之有理。
众人都望着陷于沉默的孔勍节度使。
在正面对抗完全无望时，军事将领的思维会本能地转向“奇计”、“险招”。历史上所有绝境翻盘的战例，几乎都带有强烈的冒险色彩。
“钟鹏举军此刻正志得意满，定然疏于防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绝想不到我们敢杀出去再杀回来！”这种对“出其不意”的迷信，暂时掩盖了对计划可行性的质疑。
作为指挥官，如果他们彻底承认“毫无希望”，那么指挥系统会瞬间崩溃。他们需要一个目标，哪怕只是幻想，来维持自己继续战斗的意志和指挥部队的功能。
堂内的众将可能会主动地、集体性地忽略计划的漏洞（如：2500人如何隐蔽？子时如何精准协调？面对敌军骑兵如何撤退？），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偷袭成功”的那个美好幻象上。这是一种维持心理不倒的自我保护。
孔勍的沉默则是最深重的绝望和最美好的期待。
孔勍的沉默，比任何怒吼都更有力量。这沉默包含了：
作为父亲的悲痛，他瞬间明白，长子此举实为赴死，意在为自己争取时间，或以最壮烈的方式保全家族名誉。
作为统帅的清醒，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计划的成功率无限接近于零。但他不能戳破，因为这点虚假的希望，是此刻支撑着所有部将和军队的最后一口气。
无尽的疲惫与接纳，在绝对的悲剧面前，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他或许在心中已经接受了襄阳和他个人的命运，对儿子这飞蛾扑火般的决绝，他只能报以沉默的致意。
最美好的期待，他需要通过这次行动为襄阳军民打一针强心剂，他有能力反击。万一钟鹏举军疏忽大意了，孔继宣偷袭成功了，他剩下的三万人马即使趁势反击不成功，至少可以消耗敌军，再凭借坚固的城防坚守一段时间。
众将的“期待”，是一种在集体绝望中产生的非理性共识。它不是基于军事分析，而是源于人性在绝境中对“希望”的本能渴求，以及对主帅家族的忠诚与信赖。
这种扭曲的期待，使得这个悲壮的计划得到支持，并将整个襄阳守军的最后命运，意图寄托在了一次几乎注定失败的豪赌之上。
这一幕，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最残酷的一面：当理性走到尽头时，支撑人们继续战斗的，往往是那些看似不理性的、源于情感和意志的力量。这也让孔继宣的突围和整个襄阳的结局，蒙上了一层更加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