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后勤与预备队：屯粮与补防的“安全冗余”。
夔州的长期坚守离不开后勤支撑：在白帝城内设衙署，驻1500人负责粮草囤积与伤员救治，同时在中间台设水塘2处、水井1眼，确保水源不被切断；剩余1000人作为预备队，驻东外城（龟陵城），既可补防主城缺口，也可支援周边山寨。这种部署避免了归州“守将携财逃跑、军队群龙无首”的混乱，通过“分工明确、预留冗余”，构建起可持续的防御体系。
三、城防智慧：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夔州的城防与兵力部署，本质是对“巴蜀防御困境”的精准回应：（面对蒙古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它不与敌军正面野战，而是用“高台+陡崖”削弱骑兵威力，用“多寨联动”分散敌军兵力，用“水陆联防”阻断补给线——这种“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策略。（与潘石屹“规避风险、保存资本”的商业逻辑有相似之处，但前者是“为守土而谋”，后者是“为私利而退”，境界截然不同。）
在那个世界的后世，夔州作为南宋“四川八柱”的东部门户，其“依山临江、梯次布防”的防御体系，成为蒙古铁骑南下的最大障碍。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年）首次试探性进攻，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最终破城，蒙古军历经四十余年，三次重大攻势，才彻底攻克这座“巴蜀铁门”。
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既是蒙古骑兵从“水土不服”到“战术革新”的蜕变史，也是南宋山城防御体系从“坚不可摧”到“孤立无援”的衰落史。
蒙古军首次大规模进攻夔州，始于端平三年（1236年）。彼时蒙古刚刚灭亡金国，窝阔台汗任命阔端为西路军统帅，兵分三路侵蜀，其中东路军由汪世显率领，目标直指夔州路。这一阶段蒙古军仍延续草原作战思维，试图以骑兵冲击力突破夔州防御，却因对山地与江防的不适应遭遇惨败。
第二次重大攻势发生在蒙哥汗伐蜀期间（1258年）。此时蒙古军已吸取教训，调整战略：不再强行攻坚，而是通过“围点打援”切断夔州与周边城池的联系，试图以长期围困耗尽其补给。这一阶段，夔州虽未被攻破，却因钓鱼城之战的爆发而陷入孤立。
第三次攻势发生在南宋灭亡前夕（1276年）。此时元世祖忽必烈已稳定政权，任命西川行枢密院统领攻蜀大军。元军（此时蒙古已改国号为“元”）凭借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与成熟的攻坚战术，对夔州展开最后的进攻，最终于1278年破城。
白帝城陷落后，夔州守将徐宗武率残部投降。元军随后“撤毁”周边山寨（西川行枢密院报告），彻底摧毁了夔州的防御体系。至此，南宋“四川八柱”全部陷落，巴蜀地区纳入元朝版图。值得注意的是，元军攻破夔州后，并未大肆屠城，反而保留了部分城防设施——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夔州的战略价值，希望将其作为控制长江上游的据点。
纵观蒙古骑兵攻打夔州的全过程，双方的战术博弈始终围绕“地形利用”与“兵种适配”展开：
蒙古军的三次战术调整：从最初的“骑兵突击”，到中期的“围点打援”，再到后期的“水陆协同+重型器械”，每一次调整都针对夔州的防御弱点。尤其是水军的建设（从渔船到楼船）与抛石机的应用，使其逐渐克服了“不习水战”“不善攻坚”的短板。
夔州的防御智慧：夔州守将韩宣、徐宗武等人，始终紧扣“以险筑城”的核心——里仁寨利用山地削弱骑兵，龟陵城依托江面牵制水军，白帝城的高台瓮城则让攻城者“每进一步必付代价”。出土的铁雷、弩机等兵器，更体现了南宋军工技术的成熟。
这场攻防战的最终结果，并非夔州防御体系的失败，而是南宋整体国力衰落的必然。当元军已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与资源时，即便夔州将士拼死抵抗，也难以挽回“大厦将倾”的命运。
白帝城遗址中那些掩埋的兵器，那些夯土城墙上的弹痕，正是这段悲壮历史的沉默见证——考古发现的白帝城兵器坑，正是守军投降前掩埋的：坑内整齐堆放着铁箭镞、铁矛、铜弩机等兵器，甚至还有未使用的铁雷（聚焦重庆考古报告），这一细节印证了夔州守军“宁毁兵器不降”的悲壮。
当蒙古军的石弹轰击城墙时，夔州守军点燃铁雷抛向敌阵，铁雷爆炸后碎片飞溅，多次击退蒙古军的攻城梯队。考古发现的白帝城兵器坑中，仍留存着当年未引爆的铁雷，其外壳铸有花纹，内部中空可填火药，印证了这场“抛石机对决”的激烈程度。
但面对钟鹏举的火炮蜀国的夔州能否守得住？
作为穿越者的钟鹏举肯定有自己独到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