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位置与战略价值。
归州与峡州均位于长江上游向中游过渡的三峡地带，是巴蜀（前蜀）通往荆楚（荆南、吴）的必经水路通道，战略意义极为突出：
归州（秭归）：地处三峡西段，北临大巴山余脉，南接武陵山，长江穿境而过（今瞿塘峡至西陵峡中段），境内多险滩（如崆岭滩），地形以山地为主，仅河谷地带略有平地。其核心价值是“控瞿塘之险”，是从东部进入巴蜀的第一道水路关隘。
峡州（宜昌）：位于三峡东段（西陵峡出口），东接江汉平原，西连归州，长江在此出三峡进入开阔地带，境内有荆门山、虎牙山等天险（“楚之西塞”），是三峡与江汉平原的衔接点，控制着巴蜀船只东出的最终出口，被称为“三峡门户”。
二、行政归属：（前）蜀与荆南的争夺前沿。
918年，归州与峡州的归属与南方两大割据政权直接相关：
蜀（王建政权）：918年时，蜀（疆域含今四川、重庆及陕南、鄂西部分地区）正处于王建统治末期。王建在位时极力巩固东部边界，将三峡沿线视为“东部门户”，通过军事控制确保巴蜀安全。归州与峡州因直接关系到入蜀水路的安全，被蜀纳入管辖范围（属蜀峡路节度使辖区），是蜀防御荆南和吴国的前沿。
荆南（高季兴政权）：荆南以江陵为中心，疆域狭小，但其生存依赖长江航运的“过境税”。高季兴曾试图夺取峡州、归州以控制三峡航道，但918年时蜀国力仍较强（王建去世前未出现大规模内乱），荆南尚未得逞，两地仍在蜀控制下。
三、军事与经济状况。
军事部署：
两地因地形险要，均设有军镇（如峡州设“荆门军”），驻有重兵（每地约数千人），以水军为主（配备战船、弩箭、投石机等），任务是巡逻长江、查验过往船只、防御外敌突袭。蜀在此推行“寨堡制”，在险滩、峡谷处修筑堡垒（如归州的“新滩寨”），形成梯次防御体系。
经济特点：
因多山地、少平原，农业不发达（仅河谷地带种植水稻、杂粮），经济以“航运依附型”为主：
官府通过控制关卡征收“船税”（过往商船需缴纳“过峡钱”），是重要财源；
沿岸有少量码头城镇（如峡州的夷陵城），聚集船工、商贩、搬运工，形成小规模市集；
手工业以造船（小型快船、运输船）、冶铁（打造兵器、农具）为主，服务于军事和航运。
四、社会与民生。
人口：两地人口稀少（每州不足万户），居民多为土着（巴人后裔）与流民（因中原战乱南迁者），以“水居”为主（靠长江为生），习俗兼具巴蜀与荆楚特色。
社会秩序：因地处边境，战乱风险高，官府控制力较强，民间尚武之风盛行（男子多习水性、善弓弩），部分村寨甚至有自保武装（“峡民堡”），与官府形成联防。
918年的归州与峡州，是蜀东部边界的“锁钥之地”，因控制三峡航道成为军事重镇，虽经济基础薄弱，但战略价值决定了其在割据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两地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蜀与荆南、吴国的力量平衡。
钟鹏举崇尚兵贵神速，近日内夺取归州与峡州是志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