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农村开展救治病患的第七日。
钟林倍评估自己培训五百个医师对付鼠疫的目标已经达到。庐陵县第一个抗疫示范区和各乡镇数十个抗疫营地共收治了三万多病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剩下的就是建立“疫后监测”：疫情结束后1个月内，每日排查居民区是否有新发病例或死鼠，发现后立即按上述措施处理，防止复发。
钟鹏举决定做好准备快速向第二个抗疫战场开拔，救人如救火，早一日到达疫区就可以多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他现在没有掌握究竟有多少个县流行鼠疫。
作为一个穿越者钟鹏举见到古代这种疫情是胆颤心惊的。他自己能做的就是利用现代抗疫的经验和知识比古代做得更加好。
作为一个医生钟鹏举是不忍心放弃任何一个重症患者，但理智告诉他应该与时间赛跑救治更多的轻症者和阻断鼠疫传播的通路。
古代无抗生素，治疗以“对症缓解”、“扶正祛邪”为核心，结合草药、外治及支持疗法，虽无法直接杀灭鼠疫杆菌，但可缓解症状、提高患者抵抗力，部分轻症患者可能因此自愈。
古代预防和治疗鼠疫主要依赖对疾病传播规律的经验总结、隔离措施、传统医药及生活习俗的改良。
隔离制度早在秦朝，就有“疠迁所”（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欧洲黑死病（鼠疫)后，威尼斯首创“四十天隔离期”（quarante）；清代康熙年间，对“痘疹”（天花）患者实行“避痘所”隔离，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传播。
古代很早就观察到鼠疫的传染性，会将患者与健康人分离。如中国古代设立“疠人坊”（隔离病房），将患者集中安置在远离居民区的空宅、寺庙或城外，禁止其与外界接触；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时则用“瘟疫屋”隔离患者，门口标记警示，禁止出入。
对接触过患者的人，采取“闭门自守”（居家隔离）的措施，少则数日，多则数十日，观察是否发病（类似现代的“检疫期”）。
例如清代《鼠疫治法》记载：“凡遇疫症，邻里有染者，即当闭门，勿使往来，待其平复，方许相通。”
总的来说古代对鼠疫的认知与应对措施极为有限，无法阻止疫情蔓延：
病因认知错误：古人多将鼠疫归为“天灾”（如“疫气”、“戾气”），缺乏对病原体、传播途径的科学认知，无法针对性杀灭老鼠、跳蚤或隔离患者。
隔离与消毒措施缺失：古代虽有“隔离疫区”的零星记载（如“疠人坊”），但执行松散，且缺乏对患者衣物、居所的有效消毒；对死者尸体处理简陋（如随意掩埋或弃尸），导致病菌持续扩散。
医疗手段无效：古代医师对鼠疫的治疗多依赖“发汗”、“清热解毒”等经验疗法，缺乏针对细菌的特效药物（如抗生素），无法抑制病菌繁殖，患者几乎只能“听天由命”。
古代防治手段的局限性与意义。
局限性：古代无法识别鼠疫杆菌，对传播途径的认知模糊（如不知鼠蚤作用），治疗依赖经验性草药，对重症患者（如败血症鼠疫、肺鼠疫）效果极差，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意义：尽管手段原始，但隔离、环境整治等措施抓住了鼠疫传播的核心环节，能有效减缓疫情扩散速度；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则为轻症患者提供了自愈机会，体现了古人在有限条件下对抗瘟疫的智慧。
总的来说，古代对鼠疫的预防和治疗，本质是“以经验对抗未知”，核心逻辑与现代防疫的“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高度契合，只是受限于技术条件，效果远不及现代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