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较为年轻或出身寒微、苦于无背景攀附的官员，内心是暗自兴奋的。他们看到了一个绕过传统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通过扎实执行中央政令而获得擢升的绝佳机会。
督办学堂建设、管理教习考核，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一旦办好了，便是直达天听的功劳。他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维稳”之惧与关系之困：
但更多，尤其是与地方士绅关系密切的官员，则感到如坐针毡。他们太清楚这道政令的实质了——这不仅是办学，更是要瓦解乡绅对基层知识和权力的垄断。
他们夹在中间：一边是皇命难违，且背后是忠勇军那黑洞洞的枪口和令人胆寒的迫击炮；另一边则是盘根错节的宗族、姻亲、乡党关系，这些士绅是他们在地方施政的根基，也是私下利益的来源。得罪了任何一方，都可能万劫不复。
普遍的观望与试探：
大多数官员选择了“等”和“看”。他们严格按照程序将政令张贴公布，却并不急于强力推进。
他们在观望：朝廷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像以前某些政策一样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在观察：其他地方的同僚是怎么做的？本地的士绅大族，尤其是那些致仕还乡的“老大人”们，会作何反应？
士绅地主集团的内心风暴与无奈抉择
与那些因入仕有望而兴奋的底层秀才举人不同，已经掌握了土地、财富和基层话语权的士绅地主们，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愤懑，以及……恐惧。
1.利益的切肤之痛：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道政令是冲着他来的。
文化特权被剥夺：一旦朝廷免费、强制办学，他们开设的私塾将难以为继，他们通过知识垄断获得的社会威望和“教化”领袖地位将荡然无存。
政治影响力被削弱：朝廷的权力通过学堂直接下乡，他们这些“乡贤”对基层事务的话语权将被大幅压缩。那些由朝廷“认证”和支付薪俸的教习，还会听命于他们吗？
潜在的经济损失：强制入学意味着家里的童工（尤其是贫寒之家）减少，可能会影响到依附于他们的佃户和雇农的劳动能力。
2.对武力的恐怖记忆：
所有的愤懑和算计，最终都指向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忠勇军。
这些南方的士绅，或许没有亲身经历过北方的战火，但他们清晰地记得：
三年前，李默如何护着崇祯皇帝，如同锋利的刀刃切开黄油般，从一片混乱的北方杀到扬州，沿途那些桀骜不驯的军阀是如何被轻易碾碎。
“闯王”、“八大王”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百万流寇，是如何在忠勇军的新式火器面前灰飞烟灭。
更不用说，那曾经不可一世、被视为大明心腹大患的满洲铁骑，如今正在关外被忠勇军三路并进，打得节节败退，覆灭在即。
“李逆……不，李首辅的兵，那是真的会杀人，也真的敢杀人的。”
许多士绅在私密的聚会中，最终都会化作这样一声无力的叹息。他们见识过忠勇军镇压当地敢于反抗的豪强时，那种毫不留情、效率极高的冷酷。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民意”和“乡议”都显得如此苍白。
3.分裂与最终的妥协：
面对这无法抗拒的洪流，南方士绅集团开始出现分化：
少数最顽固者：暗中串联，试图用“软钉子”拖延，比如声称找不到合适场地、筹集不到足够资金，或鼓动一些愚昧乡民散播“上学堂会被勾走魂魄”的谣言。
大多数务实派：在经过痛苦的权衡后，选择了“打不过就加入”。他们开始主动将族中子弟（尤其是科举无望的旁支）推荐去应聘“皇家认证教习”，试图在新的权力体系中提前布局。
他们甚至会“慷慨”捐出一些族产作为校舍，以换取官府的赏识和未来的便利。
最具远见者（或曰最投机者）：则看到了其中蕴含的新机遇。他们开始研究能否承包学堂的建材供应，能否通过支持新政与李默系统的新贵官员搭上关系。
他们将此视为一场洗牌，危机中亦存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契机。
最终，在《兴学育才令》颁布后的这个春天，南方大地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表面上，所有州县都在热火朝天地筹备办学，士绅们纷纷表示“谨遵皇命”、“为国育才”；暗地里，则是无数的算计、妥协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那位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他身边那位忠勇王，他们的意志，由忠勇军的枪炮与战舰保驾护航，已不容置疑。
旧时代的秩序，正在以一种无可阻挡的方式，被一寸寸地撬动、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