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的上诉听证会如期举行，她的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被告人只是教育方式严格，所谓‘虐待’不过是孩子的片面之词，没有直接证据。”
旁听席上的林仲秋突然举起手：“法官大人，我有证据。”
她播放了一段录音，是小熊玩具的内置麦克风录下的——那天张兰把她关在储物间，疯狂踹门的声音、辱骂声，还有她自己带着哭腔的哀求：“我不敢了，别打了……”清晰得像在耳边发生。
“这是非法录音！”对方律师立刻反对，“私人录音不能作为证据！”
“这不是私人录音。”林仲秋拿出产品说明书，“这款玩具熊的录音功能在购买时已明确告知，且仅用于紧急情况下的证据留存，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关于‘紧急情况下可采取合理措施留存证据’的规定。”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张兰惨白的脸，“而且，这不是‘片面之词’，是被锁在黑暗里的孩子，用尽全身力气发出的声音。”
法官示意播放完整录音，当听到张兰说“死丫头，再哭就把你扔去喂狗”时，旁听席一片哗然。
张兰瘫坐在被告席上，眼神空洞——她从没想过，自己随手扔掉的旧玩具，会成为钉死自己的最后一根钉子。
休庭时，林建国在走廊拦住林仲秋，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本子：“这是……我整理的张兰虐待你的证据，还有她转移财产的记录。”
本子里夹着几张照片，是他偷偷拍的林仲秋身上的伤痕，日期标注得清清楚楚。
林仲秋翻开本子，最后一页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爸知道错了，以前没保护好你，这次一定补上。”她抬头时，看见林建国眼里含着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不算晚。”她轻轻说，“但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所有像我一样的孩子。”
胜诉后，林仲秋用赔偿款在郊区租了栋旧教学楼，取名“微光学院”。
开学典礼那天，她站在锈迹斑斑的旗杆下，看着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他们中有遭受家暴的，有父母离异无人看管的，还有像她一样曾被整个世界抛弃的。
“在这里，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公式。”林仲秋的声音透过喇叭传遍校园，“我们学怎么拧开反锁的门，学怎么用手机快速报警，学怎么在超市里向穿制服的人求助。”
她请来了退休警察教格斗术，动作简单直接：“被抓住头发时，弯腰用肘撞肚子；遇到尾随，立刻跳进最近的店铺喊‘着火了’。”
请来了心理医生教“情绪急救”：“害怕时可以咬着袖口哼歌，愤怒时就使劲捶枕头——你的情绪很重要，不用假装坚强。”
林建国成了这里的“万能工”，修门窗、接电路，还偷偷用攒的钱买了台二手打印机，给孩子们印“自救手册”。
有次林仲秋撞见他在给孩子换灯泡，踮着脚够天花板，背影佝偻却透着股劲儿，像株努力伸向阳光的老槐树。
“爸，小心点。”她走过去扶了一把。
林建国手一抖，灯泡摔在地上，他慌忙去捡：“没事没事，我再换一个。”
“不用了。”林仲秋笑着指了指窗外，“太阳能灯已经装好了，以后不用再爬高了。”
那是她用第二世界学的新能源知识改造的，白天吸收阳光，晚上自动亮起，照亮整个院子——就像这些孩子，曾经困在黑暗里，如今终于能被自己点亮。
“微光学院”的孩子们总问：“老师，为什么警察有时候来得那么慢？”
林仲秋去查了法条，发现《反家暴法》里写的是“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但“及时”没有明确标准。她带着孩子们做了个实验：在不同时间段拨打报警电话，记录出警时间，最长的一次竟等了47分钟。
“这不行。”她拿着数据找到之前认识的人大代表，“法律不能是，得有牙齿。‘及时’必须量化，比如接到儿童家暴报案，城区10分钟、郊区20分钟内必须到达，超时要追责。”
代表看着她手里厚厚的调研报告——里面不仅有出警时间统计，还有孩子们画的“等待时的害怕”：有的画了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涂满黑色，还有的写着“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你想怎么做？”代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