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那份证据扎实、逻辑清晰的奏章，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朝堂湖面投下了一块千斤巨石。新帝朱标震怒之下颁发的彻查圣旨，更是让整个官僚体系为之悚然。
以刑部尚书为首，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魏国公徐达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成立，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这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新帝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以及彻查到底的决心。
圣旨一下，各方反应迥异。
清流言官们为之振奋，认为这是新帝锐意革新、整肃吏治的明证，纷纷上疏表示支持。
中书省内则气氛微妙，几位大学士缄口不言，只是督促相关部院“全力配合”。
而兵部及五军都督府内，则暗流涌动。徐达坐镇其中，雷厉风行，开始调阅所有涉及辽东都司及周边卫所近五年来的粮饷、军械、勘合核销档案，动作之大，毫不掩饰。
都察院内，之前那些对吴铭疏远甚至暗中阻挠的官员，此刻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赵副都御史，称病告假，多日未曾露面。
吴铭作为此案的发起者和关键线索提供者，却并未被纳入调查组核心。圣旨只要求他“从旁协助，提供所知情况”。这看似冷落，实则是徐达和马太后对他的保护，让他避免直接置身于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
吴铭乐得清静，大部分时间仍专注于新政试点。只是偶尔，调查组会派人前来询问一些细节，他皆据实以告。他能感觉到，一张无形的大网，正以他的发现为起点，迅速而严密地撒向辽东及其背后的迷雾。
这日，刑部的一位郎中秘密来访，态度恭敬地请教：“吴大人，调查组在核查辽东都司近年军械损耗时，发现其上报的弓弩损耗率，远高于其他边镇，且更换频繁。您之前曾提及民间匠户被招募及‘精细铁件’之事，不知是否与此有所关联？”
吴铭心中一动，想起铁匠铺的线索，沉吟道：“下官只是风闻，未有实据。然辽东苦寒，训练作战损耗较大或有可能，但若远高于常例，则必有蹊跷。或可细查其军械报损文书与实物核验记录，尤其是弩机等精良器械之流向。此外，其更换之军械来源，是军器监统一拨付，还是…有其自行筹措之渠道，亦需留意。”
那郎中若有所思，恭敬记下离去。
又过了几日，大理寺的一位官员来访，问题则更加尖锐：“吴大人，联合调查组发现，当年经办那批勘合注销案的行人司官员，以及后来核查的御史高瑞，其家眷皆在案发后陆续迁离原籍，下落不明。您觉得，这仅是巧合，还是…有人善后？”
吴铭闻言，背脊微微发凉，沉声道：“若是巧合，也未免太过齐整。若非巧合…那便是有人欲彻底掐断线索，其能量与决心，非同小可。或许…可从这些家眷迁徙的路径、所用关防、沿途驿站记录入手，顺藤摸瓜？”
来访官员目光一凛，重重颔首：“下官明白了！”
吴铭知道，调查正在一步步逼近核心。对方善后得越干净，破绽反而可能越多。
然而，对方的反扑也来得极其迅猛和阴险。
就在联合调查组的工作取得初步进展，即将派员前往辽东实地核查之际，京城突然流言四起。
流言并非直接针对调查本身，而是极其恶毒地指向了吴铭个人。内容荒诞却足以毁人清誉：有说他在扬州任上“苛政敛财，中饱私囊”；有说他“借新政之名，网罗党羽，图谋不轨”；最阴险的一条，则是暗示他与北元残余势力“暗通款曲”，其新政乃是“乱我大明根基之祸源”！
这些流言编造得似模似样，甚至夹杂着一些半真半假的信息，在市井酒肆、乃至部分低阶官员中迅速传播，意图显而易见：抹黑吴铭，动摇新帝对他的信任，从而间接打击正在进行的调查。
王伯焦急地将市井流言报知吴铭。吴铭听后，只是冷笑一声：“黔驴技穷矣！此等卑劣手段，徒显其心虚耳！”
他并未急于上书自辩，甚至没有刻意去追查流言源头。他深知，在这种时候，任何过激反应都会落入对方圈套。他只是更加谨言慎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公务之中，仿佛浑然不觉。
然而，这股阴风却未能撼动新帝。朱标甚至在一次小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特意询问吴铭新政筹备进度，并温言勉励：“吴卿脚踏实地，勇于任事，朕深知之。些许闲言碎语，不必挂怀。清者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