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弘文案的余波渐渐平息，扬州府在吴铭的铁腕与新政之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明与活力。
清丈田亩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大量被豪强隐匿的土地重见天日，登记造册。府库因抄没、罚款以及按新册征收的税赋而变得空前充盈，不仅足以支撑扬州本地的各项开支，甚至开始有余力上缴国库，支援北伐。
市场上，平准商行体系有效稳定了物价，打击了投机，中小商户得以蓬勃发展。招募流民军户垦殖的试点田庄，秋收在望，一片生机勃勃。府衙设立的“投状箱”虽偶有诬告，却也真实查处了几起胥吏欺压百姓的案件，官声为之一振。
吴铭“吴青天”的名声，不仅在扬州，甚至通过往来商旅和漕船，传遍了运河沿线，乃至金陵朝堂都有所耳闻。
然而，吴铭并未被眼前的成绩冲昏头脑。他深知，新政的根基尚浅，许多措施依赖他个人的权威和皇帝的支持。岳父徐达的提醒言犹在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是时候考虑急流勇退了。
他开始着手安排后事——并非个人后事，而是扬州新政的“后事”。
他不再事必躬亲，而是有意识地培养提拔了一批在清丈和新政中表现出色、背景清白的年轻官吏，将更多具体事务交给他们处理，自己则侧重于把握方向和监督考核。
他将各项新政措施细化成文，编纂成《扬州新政辑要》，详细记录了政策初衷、执行方法、注意事项以及已见成效，准备作为交接的蓝本。
他多次行文或利用奏章之机，向朱元璋禀明扬州局势已定，新政步入正轨，隐晦表达“臣本御史，巡按已毕，恐久居地方，有违制例”之意，试探皇帝的态度。
这一日，他正在审阅《扬州新政辑要》的初稿，王伯送来了一封来自京师的公文，并非私信，而是经由通政司转发的廷寄谕旨。
吴铭心中一凛，恭敬接过拆开。
谕旨并非针对他请辞的回应，而是另一件事：皇帝嘉奖其稳定扬州、推行新政、破获逆案之功，特赐金银绸缎若干，并准其将扬州新政之得失利弊，详细条陈上奏，以供朝廷参考。末尾，谕旨提到，鉴于扬州局势已稳，着其于年底前将公务交割完毕，回京叙职。
“回京叙职…”吴铭轻轻吐出这四个字，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却又涌起另一番复杂情绪。
皇帝果然看到了他的暗示，并且同意了。这“叙职”二字意味深长，可能是升迁，也可能是明升暗降，或者siply调回都察院继续当他的御史。但无论如何，离开扬州这个是非之地和风口浪尖，回到皇帝眼皮子底下，至少暂时是安全的。
他立刻伏案，开始起草那份“详细条陈”。他知道，这份条陈至关重要，不仅是对他扬州工作的总结，更是能否将新政理念推广下去的关键。他必须写得既展现成绩，又剖析困难，既提出建议，又显得谦逊稳妥。
就在他潜心撰写条陈之时，金陵的朝堂之上，关于他的议论却并未停止。
这一日小朝会，议完几件军政要务后，一名御史出列，朗声道：“陛下，臣闻扬州知府吴铭，在地方推行所谓‘新政’，虽有效绩，然其手段酷烈，动辄抄家杀人，如沈茂才、葛弘文案，牵连甚广，致使江南士绅人心惶惶。且其多用市井之法，重商抑农，与祖宗重农之策恐有相悖。臣恐长此以往，非国家之福，恳请陛下明察。”
此言一出，立刻有几位官员出声附和，多是江南籍或与江南士林关系密切者。吴铭在扬州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即便有葛弘文惊天逆案在前，依旧无法完全堵住这些人的嘴。他们不敢直接否定吴铭的功劳，便从“手段”、“政策”层面进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