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意终于明发：擢升吴铭为户部右侍郎，充江南清丈使，总揽南直隶、浙江、江西三省田亩清丈、税赋核实事宜，赐王命旗牌，便宜行事。限期一月内启程赴任。
这道明旨一出，如同在已然暗流涌动的金陵官场上又投下了一块巨石。
表面上的反应是波澜不惊。经历了胡惟庸案的血腥清洗，无人再敢对皇帝的任命公开置喙。各部堂官、勋贵朝臣，见到吴铭时，脸上都挂着恰到好处的恭贺笑容，言辞热络，仿佛他真的是去江南游山玩水一般。
但吴铭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笑容背后的冰冷、忌惮，甚至是一丝幸灾乐祸。江南那个泥潭，足以吞没任何雄心壮志的官员，哪怕他手持王命旗牌。
私下里的暗流则更加汹涌。徐辉祖再次派人传来消息，证实了江南官员的串联密会愈发频繁，甚至隐约有风声，某些地方豪强已放话出来，要让这位“刮地皮”的钦差“寸步难行”。
吴铭对此早有预料，并不惊慌。他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离京前的准备。
首先是对人员的调配。他并未向吏部要求抽调多少显赫的官员，反而只要了几个品级不高、却以精于算学、做事踏实闻名的户部主事、郎中。同时，他通过王伯的渠道，从民间招募了十余名精通账目、熟悉地方情况的落魄文人乃至账房先生，充入他的清丈使团队，许以厚酬。这支“专业技术团队”，将是他在江南打开局面的核心力量。
此外，他还向陛下请旨，调派了一小队（五十人）京营精锐作为护卫，由一名可靠的千户统领。这些人不归地方节制，只对他负责，既是保护，也是必要时执行强制措施的保障。
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搜集。他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渠道——徐达旧部在军中的关系、徐妙锦通过女眷圈子得到的零星信息、王伯发展的市井线人，甚至通过太医院的关系，了解到一些致仕江南官员的健康状况（这往往能透露出当地真实的环境信息）——不断汇集、拼凑着江南各地的真实图景：哪些州县官员相对清廉能干？哪些地方豪强最是难缠？哪些卫所军官可以争取？赋税征收中都有哪些“惯例”和“潜规则”？
他将这些信息仔细整理，录入自己设计的简易数据库中（用这个时代的方式：加密的笔记和图表），做到心中有数。
离京前三日，吴铭依例入宫辞行。
武英殿内，朱元璋的气色似乎比前几日好了些，但眼神中的疲惫和冰冷依旧。他没有再多谈江南清丈的具体事务，只是淡淡道：“该给你的，都给你了。江南的事，朕不看过程，只要结果。三年之内，朕要看到三省税赋，实额入库，有明显的增加。可能办到？”
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
“臣，竭尽全力！”吴铭没有打包票，只给出了一个务实的回答。
“嗯。”朱元璋似乎也不指望他夸海口，挥了挥手，“去吧。遇事，可直奏于朕。”
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承诺：赋予他越过所有官僚层级，直接向皇帝汇报的权力。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最大的信任，也意味着他将承担所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