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放下笔，抬头看向李泽岚，语气带着质疑：“按县里的政策，低保户的收入审核是按月来的，设半年过渡期，相当于‘违规发低保’，要是被县里查到，谁来担责任？还有，要是农户过了过渡期，又以‘种薯没挣钱’为由不退出低保，咱们怎么办？”
“政策里写了‘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审核’，种薯是季节性产业，半年过渡期符合‘特殊情况’。”李泽岚拿出县里的政策文件，翻到相关条款，“至于退出问题，咱们可以跟农户签协议，提前讲清楚过渡期后的要求，再安排技术员跟踪指导，保证他们能种好薯、能挣钱，自然不会赖着低保。”
“协议能约束所有人？”张卫国追问，“要是有农户签了协议又反悔，你还能把他的低保取消？到时候闹到县里，还不是乡里的责任？我看这事太冒险，不如按常规来——想种薯就退出低保，想领低保就别种薯，清清楚楚，没人能挑出错。”
两人又开始争执，其他委员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再说话。李泽岚看着张卫国寸步不让的样子，心里最后一点“磨合”的念头也淡了——他知道，再争下去也没用，张卫国眼里只有“规矩”，没有“实际”。
他敲了敲桌子，语气沉了下来：“既然意见不一致，那咱们按分工来。以后：第一，产业发展、种薯户帮扶、辛普劳合作，由我牵头，相关资金和人员调配，报党委会备案即可；第二，纯农户的基础民生、低保审核、常规走访，由张乡长牵头，同样报党委会备案；第三，涉及两者交叉的工作，先开党委会表决，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定。这样既能发挥各自的优势，也能避免不必要的争执，保证工作效率。”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静了下来。张卫国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李泽岚这是要把“产业”和“民生”彻底拆开，让他管“没油水”的基础民生，把核心的产业抓在自己手里，说白了，就是要把他“孤立”在产业之外。
“李书记这是要搞‘分治’？”张卫国的声音冷了下来，“按党章规定，乡党委书记要统筹全乡工作，你这么分工，是不是有点‘独断’了？”
“我是为了避免内耗，保证班子团结。”李泽岚直视着他，“要是每次讨论工作都要吵半天，最后什么都定不下来，耽误的是青石乡的发展，咱们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这个分工方案，我建议举手表决。”
最后，除了张卫国弃权，其他委员都举了手——大家都知道，李泽岚的产业规划能给乡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不想再跟着“耗”下去。张卫国看着表决结果，脸色铁青，却没再说话，只是拿起笔记，用力地在上面划着，像是在发泄心里的不满。
散会后，李泽岚留在会议室，看着墙上的规划图，心里没有“赢了”的轻松，反而有点沉甸甸的。他知道，这么做会让张卫国更不服气，以后班子里的氛围可能会更僵，但他没得选——他的规划不能停，青石乡的老乡也等不起。
手机响了，是苏晴打来的。李泽岚接起，声音里带着点疲惫：“方案通过了，以后各管一摊，至少不会再有人掣肘了。”
“你别太累了。”苏晴的声音很轻，“要是张乡长那边有情绪，你别跟他硬刚，慢慢来。”
“我知道。”李泽岚挂了电话，看向窗外——夕阳落在薯条厂的屋顶上，金灿灿的，像极了他心里的规划。他深吸一口气，把心里的顾虑压下去：只要能把规划落实，只要能让老乡们过上好日子，这点“不团结”的压力，他能扛。
只是他没意识到，这种“孤立”的做法，虽然暂时挡住了张卫国的掣肘，却也在班子里埋下了新的隐患——张卫国心里的“不服”，已经从“较劲”变成了“抵触”，以后再遇到需要配合的工作，只会更难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