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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处理？”
“两条路。”刘处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认罚。罚款一百万元，关停部分业务，退出一些市场。第二，不认罚，那就移送司法机关，按‘投机倒把罪’处理。”
一百万元！合作社现在资金链本来就紧张，再罚一百万，等于要了半条命。
“刘处长，能不能通融……”
“没有通融的余地。”刘处长打断他，“这是上面的决定。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
检查组走了，留下了一纸《行政处罚告知书》：罚款一百万元，限期一个月缴纳；关停运输公司国际业务、娱乐公司新增业务、养殖场扩大项目；合作社主要负责人三年内不得担任企业领导职务。
消息传开，合作社炸了锅。社员们聚集在合作社大院，议论纷纷，情绪激动。
“凭什么罚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
“一百万元，抢钱啊！”
“关停业务，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郭春海站在台阶上，看着愤怒的乡亲们，心里很痛。他知道，这次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外有苏联解体，贸易中断；内有政策收紧，罚款关停。合作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同志们，安静。”他大声说，“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是团结的时候。咱们合作社成立六年，什么风浪没见过？这次虽然大，但只要咱们团结，就能挺过去。”
“怎么挺？一百万元，咱们哪来那么多钱？”
“凑。”郭春海很坚定，“我带头，把我家的存款拿出来，十万。在座的，有多少拿多少，凑够一百万。等渡过难关，合作社加倍还给大家。”
“我拿五万！”
“我拿三万！”
“我拿两万！”
社员们纷纷响应。这些年，合作社让大家富起来了，每家都有存款。现在合作社有难，大家都愿意帮忙。
但光凑钱还不够，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恢复经营。
郭春海召集管理层紧急开会。
“第一，收缩业务。”他做出决定，“运输公司的国际业务全部暂停，集中精力做国内业务。娱乐公司暂停新店扩张，集中精力经营现有店面。养殖场暂停扩大规模，集中精力提高现有养殖效益。”
“第二，变现资产。把一些非核心资产卖掉，比如合作社在哈尔滨的一些房产，在县里的一些门面。这些能快速回笼资金。”
“第三，开拓新市场。俄国不行了，咱们转向东南亚，转向欧洲。虽然远，但总比没有强。”
“第四，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些措施很艰难，但必须做。合作社像一艘在风暴中的船，必须减轻负重，调整航向，才能不沉没。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合作社最艰难的时期。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俄国那边的货被当地军阀抢了，蒙古那边的合作伙伴破产了，朝鲜那边的贸易被政府叫停了……国内也不消停，检查组时不时来检查，媒体上开始出现批评合作社的文章。
但合作社的社员们很团结。大家省吃俭用，努力工作，互相鼓励。有人主动降薪，有人加班不要加班费，有人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给合作社食堂。
最让郭春海感动的是托罗布老爷子。老爷子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三万块钱，全部拿了出来。
“春海，这钱你拿着。”老爷子说，“我老了，用不着钱了。合作社是咱们的家，不能垮。”
“老爷子，这钱我不能要……”
“必须拿着！”老爷子很坚决，“没有合作社，我早死了。现在合作社有难，我必须出份力。”
郭春海收下了钱，但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加倍还给老爷子。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合作社勉强维持住了。到一九九二年底，情况开始好转。
国际方面，合作社在东南亚打开了新市场，把中国的轻工业品卖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虽然规模不如俄国，但总算有了收入。
国内方面，经过一年的整顿，政策开始松动。检查组撤走了，罚款从一百万降到五十万，关停的业务也陆续恢复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危机，合作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砍掉了不赚钱的业务，精简了机构，优化了管理，提高了效率。虽然规模变小了，但更健康，更有竞争力。
在年终总结会上，郭春海很感慨：“同志们，过去的一年，是合作社最艰难的一年。但我们挺过来了。为什么能挺过来？因为团结，因为坚持，因为信念。”
“苏联解体了，但世界还在；政策收紧了，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没变。只要我们顺应时代，调整自己，就一定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
他宣布了新的规划：用三年时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用五年时间，实现新的跨越。
目标很艰巨，但大家有信心。因为他们经历过生死，知道团结的力量，知道坚持的价值。
夜深了，合作社的灯还亮着。郭春海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
危机暂时过去了，但教训很深刻。他明白了，企业要做大，不仅要会经营，还要懂政治，懂国际，懂风险控制。
前方的路还很长，还会有风雨，还会有挑战。
但他不怕。
因为身后有合作社的兄弟们，有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