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日,公社拨来救灾帐篷十顶,不够用。我家也让出来,住窝棚。
八月十五日,开始重建房屋,必须在入冬前完成。”
王满仓记得那场地震,记得老支书三天三夜没合眼,带着村民们抢救物资,搭建临时住所。他的儿子在那场地震中被掉下的房梁砸伤了腿,因为耽误了治疗,至今走路还有点跛。
“老支书啊,”王满仓喃喃自语,“你都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王满仓吓了一跳,现在是正午时分,这是电话第一次在白天响起。
他犹豫了一下,拿起话筒。
依然是沉默,但他能感觉到,那头有人。
“老支书,是你吗?”他壮着胆子问。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然后是一阵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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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怪事愈演愈烈。不仅有人看见老支书的身影,村部里开始出现烟味——那种老支书常抽的关东烟的辛辣气味。有时早晨村民会发现,办公室外的地上有散落的烟灰。
恐惧变成了恐慌。有村民提议请道士来驱鬼,被王满仓拦住了。
“老支书活着的时候没害过一个人,死了就能害人了?”他说,“我看他是有啥未了的心事。”
不久,从东北来了封信,是黑河地区一个村委会寄来的。信里说,刘占山回到老家后,确实在他侄子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病倒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希望将他的骨灰带回刘家坨子。
“他说,他在那里还有未完成的工作。”信里这样写道。
王满仓读完信,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明白了,老支书的魂灵之所以徘徊不去,是因为他放心不下这个他奋斗了一生的村庄。
村里召开了社员大会。在煤油灯摇曳的光线下,村民们争论着该如何安置老支书的骨灰。
“按照政策,不能土葬,”王满仓说,“而且老支书生前交代过,他死后要火化,骨灰撒在村子的土地上。”
“这不合规矩吧?”有人质疑,“他不是咱们本地人,能这么做吗?”
“怎么不是本地人?”李老蔫站起来,“老支书在刘家坨子生活了六十年,带领咱们开荒种地,修渠引水,盐碱地变成良田,饿死人的年月都挺过来了,他不是刘家坨子人,谁是?”
会场沉默了片刻,然后响起了赞同的声音。
“对,老支书就是咱们刘家坨子的人!”
“不能让他做孤魂野鬼!”
“接老支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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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春天,刘家坨子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迎接老支书的骨灰回乡。
没有敲锣打鼓,没有红旗招展,村民们默默地站在村口,看着王满仓捧着一个红布包裹的骨灰盒,一步一步走进村子。
就在骨灰盒被安放在村部办公室的当天夜里,一场罕见的春雪突然降临。雪花静静地飘落,覆盖了村庄、田野和道路。
第二天清晨,王满仓推开村部的门,惊讶地发现,在厚厚的雪地上,有一行清晰的脚印,从村部门口一直延伸到村东头的乱坟岗,那里埋葬着刘占山的父母。
更令人惊奇的是,那行脚印旁,还有一行小一点的脚印,仿佛有人陪伴着他。
王满仓顺着脚印走到乱坟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座新坟前,有烧过的纸钱痕迹和洒在地上的酒——那是村民们偷偷为老支书的父母修的衣冠冢。
从那天起,村部的电话再也没有在深夜响起,老支书的身影也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