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大会设在原日本关东军驻地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冰冻的泥土地。台上，八个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低垂着头，唯有最边上的张永泉挺直着腰板，眼神里透着一股死不认命的倔强。
区委书记王大山手握铁皮喇叭，声音嘶哑地宣读着罪状：“特务分子张永泉，化名刘三，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哈尔滨道外区用匕首刺杀我党干部赵永年同志……”
台下的人群发出愤怒的吼声，雪花飘落在他们冻得通红的脸上，瞬间融化。
“血债血偿！”一个老妇人尖利的声音划破寒冷的空气，她是赵永年的母亲，两年多来，每天清晨都会到儿子遇害的路口站上一会儿，仿佛在等那个永远回不来的身影。
张永泉忽然抬起头，嘴角扯出一丝冷笑：“你们有证据吗？就凭几个人的指认？我告诉你们，我叫刘三，就是个普通工人，从没干过杀人的勾当！”
会场骚动起来。王书记眉头紧锁。确实，除了三名目击者的证词，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凶器这一关键物证。张永泉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如此嚣张。
民兵队长李铁柱气得牙痒，凑到王书记耳边：“这狗东西，明明就是他干的，赵干部遇害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从现场跑开！”
“证据呢？凶器呢？”王书记叹了口气，“没有物证，光有人证，上面未必会批准枪决。”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个声音喊道：“带他去武器陈列馆！让赵干部的遗物认认这个畜生！”
这提议像野火般在人群中蔓延。武器陈列馆原是日军仓库改建，收藏着解放战争中各场战役的武器，赵永年的遗物——他生前收集的各类刀具，也被陈列其中。民间早有传言，说正义的武器会自己辨认主人之仇。
王书记思忖片刻，点了点头。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或许是唯一的办法。
“走！”李铁柱一把拽起张永泉，推着他往陈列馆方向走去。人群如潮水般跟在后面。
武器陈列馆是一间阴暗的水泥建筑，墙上挂着各种兵器，从抗日大刀到美制匕首，每一件都贴着标签，记录着它们的故事。室内寒气逼人，比外面似乎还要冷上几分。
张永泉被推进门时，依然昂着头，但细心的李铁柱发现，这特务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脚步也有瞬间的迟疑。
“怎么，心虚了？”李铁柱低声问道。
张永泉哼了一声：“我有什么心虚的？又不是我干的。”
人群挤在门口，赵母被让到了最前面。老太太死死盯着张永泉，那双因长年流泪而浑浊的眼睛，此刻却异常明亮。
王书记环视展厅，朗声道：“同志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让这些武器作证，看看赵永年同志的血，到底是谁染上的！”
张永泉被押着走过一排排展柜。当他经过一把日军指挥刀时，突然一阵冷风吹进展厅，刀身轻微地晃动了一下。人群中发出一阵低呼。
“看！刀动了！”
张永泉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但依然强作镇定：“巧合而已，风吹的。”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收藏赵永年遗物的展柜前。柜子里整齐摆放着七八把匕首和小刀，每一把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最中间的位置空着，标签上写着“杀害赵永年同志的凶器——失踪”。
张永泉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那空位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你见过那把刀吗？”王书记突然问道。
“没、没有。”张永泉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颤抖。
就在这时，展柜里最边上的一把生锈的匕首突然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听！”赵母突然叫道，“它在哭！我听见了！”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确实，有一种极细微的、如同呜咽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