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拖拖拉拉十来天，我才勉强能下炕。人瘦了一圈，眼神也呆滞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疯跑，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村头老井的方向发呆。村里孩子们见了我都躲着走，大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小海这娃，魂儿让井鬼勾去一半了。
期间，村里几个老人合计着，请人来做了场法事，又在井边烧了不少纸钱元宝。但我知道，没用。夜里我依然能听见那若有若无的召唤，像一根冰冷的丝线，缠在我的心上。
转机出在那年秋末。村里要修路，规划路线正好经过那口老井。施工队开来，几个壮小伙用撬杠吭哧吭哧挪开了井口的石板，准备用土石把它填平。
我也跑去围观，挤在大人腿缝里朝里看。井口大开，阳光照进去，能看见井壁上墨绿的苔藓和几丛枯草。井底是干涸的，只有些落叶和淤泥，哪有什么清亮如镜的水。
就在第一锹土将要落下时，村里那个有点癔症、时常自言自语的放牛光棍陈老歪，突然冲了过来，扑到井边，指着井底怪叫：“娃娃！穿蓝褂子的娃娃！蹲在那儿哭哩！”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准备填井的人，手都僵在了半空。一股无形的寒意顺着每个人的脊梁骨往上爬。
施工队长是个不信邪的愣头青，骂了句脏话，夺过铁锹就要继续干。我爹猛地冲上前，一把按住他的手。
“等等！”
我爹脸色铁青，额头青筋暴起。他看看那幽深的井口，又看看呆立在一旁、脸色苍白的我，眼神里挣扎着恐惧、无奈，还有一种下定决心的狠劲。他或许不信井底有鬼，但他信他儿子差点死在这口井里，信这井牵扯着村里几十年的风言风语和眼下这让人头皮发麻的诡异。
“这井…不能这么填。”我爹的声音干涩，“得先‘送’。”
最终，村里听从了我爹和几个老人的意见。没有大张旗鼓的法事，怕影响不好。只是在一个月圆之夜，我爹、五奶奶，还有几个胆大的本家叔伯，带着香烛纸马、一叠用彩纸剪的小衣裳、还有几样果品点心，再次来到井边。
五奶奶让我远远站着。她自己在井边点燃香烛，把纸衣和纸钱慢慢烧化，灰烬打着旋儿往井里落。她苍老的声音在夜风里飘忽不定，像是在叮嘱，又像是在送别：
“走吧…走吧…苦处受了，就别缠磨活人了…找个好人家，好好托生去…”
我爹把点心和一件我小时候穿的旧蓝布褂子，轻轻放在了井沿边。
那晚的风特别大，吹得火焰明灭不定。在纸钱将尽未尽时，我似乎看到井口深处，有一点微弱的蓝光闪了一下，像夏夜的萤火，旋即熄灭。同时，我心头那根缠绕多日的冰冷丝线，啪地一声，断了。浑身一轻，一直浑浑噩噩的脑子，也瞬间清明起来。
自那以后，那口井被彻底填平，上面铺了青石，成了村路的一部分。我再经过那里时，再也没有那种心悸的感觉。
许多年过去了，我离开了那个村庄，在城市里读书、工作。但那口井，那个叫李望生的男孩，成了我心底一个隐秘的印记。我查过更多资料，推测他大约是光绪三年那场席卷华北的大旱灾中，无数被牺牲的卑微生命之一。他的“家”，或许是他跌落前最后记忆的残影，被无尽的怨念和孤独，禁锢在了那口冰冷的井里。
前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回老家看望父母。车子驶入村口，经过那段用青石铺就的路面时，三岁的女儿突然指着窗外，奶声奶气地说：
“爸爸，你看，井边有个穿蓝衣服的小哥哥，他在对我笑呢。”
我猛地一脚刹车，惊出一身冷汗，倏然回头。
车窗外，夕阳把青石路面染得一片金黄，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晚风穿过白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消散在久远的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