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引魂调’，满族萨满教中引导迷途亡魂的古老节奏，已经失传很久了。”吴研究员语气严肃，“你在哪听到的？”
两人约在阿哲的公寓见面。吴研究员带来几本泛黄的资料，里面记载着东北各地招魂、引魂的习俗。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迷信活动基本绝迹了。”吴研究员翻到一页，“你说的那个出租屋，以前是不是沈阳重型机械厂的宿舍？”
阿哲点头。
“我查过资料，1958年冬天，厂里有位老师傅在暴风雪夜失踪。他徒弟连续七天在宿舍楼敲击师傅教他的独特节奏，希望引导师傅回来。第八天，人们发现徒弟在房间里用同一块木板敲碎了自己的头骨。”
吴研究员指着资料上的一张老照片：“这就是那位徒弟，他叫陈国栋。”
阿哲盯着照片上那张朴实的面孔，突然感到一阵寒意——这张脸，与他梦中的男人一模一样。
“他...他为什么要自杀？”
“没人知道。但传说中，引魂调不能连续敲击七天以上，否则会打开阴阳之间的通道，敲击者的魂魄也会被一同带走。”
那天晚上，阿哲再次梦见陈国栋。这一次，对方转过身来，脸上不是恐怖，而是深深的悲伤。他开口说话，声音与敲击声节奏一致：“帮我...找到回家的路...”
阿哲惊醒，浑身冷汗。他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突然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眼角流血——不，那不是血，是他无意识中用手指抓挠的伤痕。自残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听到那声音时，他会不自觉地抓挠自己的手臂和脸颊，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要破皮而出。
第二天，阿哲决定回到那间出租屋。已是深冬，楼道比记忆中更加阴冷。他用之前保留的钥匙打开304房门，灰尘扑面而来。
房间布局与他梦里一模一样。阿哲走到墙角，那里有一块松动的地板。掀开后，
日记的主人是陈国栋。最后一页写着：
“第十夜。师傅还没回来，但别的什么东西来了。它们喜欢这节奏，要求更多。我停不下来了，一闭眼就听见它们在墙里敲。小赵说我疯了，也许他是对的。但今晚我要敲最后一次，如果师傅回不来，我就去见他。”
日记本里还夹着一张黑白全家福，背面写着“辽宁宽甸，1956年春”。
阿哲带着日记和木鱼找到了吴研究员。两人决定一起去宽甸，寻找陈国栋的家乡。
在宽甸一个偏僻村庄，他们找到了陈国栋年近九旬的妹妹陈玉珍。老人看到照片，浑浊的眼睛湿润了。
“我哥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他师傅对他恩重如山。”陈玉珍颤声说，“那年大雪，他师傅为了抢救厂里物资，独自一人回仓库，再也没回来。我哥自责了一辈子，觉得是他没拦住师傅。”
她拿出一枚已经生锈的劳动模范奖章：“政府后来给发的，可惜我哥没看到...他走得太突然。”
阿哲站在那片被白雪覆盖的山坡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当晚，他带着那面木鱼，回到沈阳那间出租屋。
午夜时分，敲击声准时响起。这一次，阿哲没有抗拒，而是拿出木鱼，轻轻敲击出相反的节奏——三长一短，那是萨满教中“送魂”的调子。
墙壁里的敲击声变得急促，然后慢慢缓和，最终与他的节奏同步。阿哲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平静，那些纠缠他数月的幻听和自残冲动，如潮水般退去。
凌晨时分，一切归于寂静。
阿哲没有完全明白那晚发生了什么，但他终于能安然入睡。一个月后，他将《归》的所有收入捐出，在陈国栋家乡修了一座小小的纪念馆，纪念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默默奉献却被人遗忘的普通工人。
最后一晚在出租屋里，阿哲在陈国栋的日记本最后一页添上了一行字：
“魂归处，即家乡。”
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安抚了什么，但对他来说，这成了一种解脱与和解。每当寒冬来临，雪花飘落时，他仍会偶尔听见远处传来的隐约敲击声，但不再恐惧，只是静静地聆听，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