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秋，日本兵已占了沈阳城，铁路沿线尽是太阳旗。我们这“何家班”顺着乡间土路一路往南走，也不知要走到哪里去。
班主何三宝五十多岁，瘦得像根旗杆，却有一副铁打的脊梁。他常说：“戏比天大，只要还有一个人听，咱们就得唱。”可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思听戏？班子里的行头破的破，丢的丢，十几个兄弟姊妹面黄肌瘦，眼看就要散伙了。
那日黄昏，我们走到辽河边一个小村庄。刚搭好简陋的戏台，就见远处走来五个人。领头的是个高个子，穿一件褪了色的青布长衫，面容清癯，身后跟着两男两女，都提着沉甸甸的箱子。
“何班主，久仰了。”高个子拱手，声音温润，“听说贵班缺人手，我们几个愿搭班唱戏，只求一口饭吃，不要工钱。”
何老板眯着眼打量他们：“几位面生得很，从哪儿来？”
“关里来的，家乡闹饥荒，没办法。”高个子微微一笑，“我叫柳逢春，这几位是我师弟师妹。”
我躲在幕布后偷看，觉得这些人奇怪。他们面色都有些过分的白，像是许久未见阳光，但举止从容，自带一股说不出的气度。
何老板盯着他们带来的箱子看了半晌，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那箱子里全是上好的戏服行头，绣工精细，料子华贵，比我们原先的不知好了多少倍。
“那就试试吧。”何老板终于点头。
当晚，柳逢春唱了一段《霸王别姬》，那嗓音清亮婉转，高低自如，我从未听过这么好的嗓子。何老板听得眼睛发直，连连拍腿：“宝啊！这是活宝啊！”
自那以后，何家班时来运转。有这五位搭班，我们的戏一下子红火起来，每到一处，人山人海。奇怪的是，柳逢春他们只在夜间登台，白天从不见人。何老板安排他们住在大篷最里面的隔间，谁也不许打扰。
一次，我半夜起来小解，听见里面有排练声，偷偷从缝隙往里瞧——只见柳逢春正唱《窦娥冤》，唱到动情处，眼中竟流下两行血泪。我吓得魂飞魄散，连滚爬回被窝，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偷偷告诉何老板，他脸色一沉，狠狠掐灭手中的烟头：“小兔崽子，别瞎说！那是咱们的财神爷！”
“可他们不像活人...”我哆嗦着说。
何老板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这年头，是人是鬼，谁还分得清？能唱戏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