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写到鄱阳湖之战前，朱元璋集团内部对于先打陈友谅还是先打张士诚的巨大争议时，他没有简单交代结果，而是用近乎小说笔法，描绘了军事会议上的紧张气氛，呈现了刘基（伯温）力排众议、主张集中力量先灭强敌陈友谅的战略分析过程。他写道：
“那一刻，洪都府（今南昌）的议事堂内，空气仿佛凝固。窗外是江南的梅雨季，湿闷难耐，堂内诸位将领的脸上也沁着细密的汗珠，是天气使然，更是内心焦灼的体现。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先取看似更易对付、且富庶诱人的张士诚，以解后方之忧，并获取充足的粮饷。唯有那位面容清癯、目光如炬的浙东谋士刘基，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他深知，陈友谅如猛虎盘踞上游，其势咄咄逼人，若与张士诚纠缠时被陈友谅趁机猛扑，则两面受敌，必败无疑。反之，若能一举击溃最强的陈友谅，则张士诚惊破胆，不足为虑。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决策，更是对人性、对风险偏好的极致考验。朱元璋最终拍板，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这个决定，几乎押上了他全部的筹码，也最终决定了未来几百年的历史走向。”
这样的段落，既有场景感，又深入揭示了决策背后的逻辑，正是张陆桉所追求的效果。
创作的孤独与艰辛时常袭来。有时，他会陷入冒名顶替综合征的自我怀疑中，质问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驾驭如此宏大的题材，自己的观点是否足够新颖有力，会不会只是拾人牙慧？尤其是在深夜，当思路枯竭，或者某个论证环节无法自洽时，那种挫败感尤为强烈。
为了排解这种压力，他偶尔会与几位信得过的同行或门生进行小范围的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也保持着与黄教授的联系，黄教授虽然不专门研究明史，但其深厚的历史哲学素养和开阔的视野，往往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
一次，黄教授在听完他关于如何处理朱元璋晚年大杀功臣这一敏感话题的构思后，缓缓说道：“陆桉，论从史出是关键。不要急于给朱元璋贴上‘暴君’的标签，要尽量呈现当时的情境。比如，可以从明初的政治结构、朱元璋的个人经历造成的深刻不安全感、以及他对身后江山稳固的极端焦虑入手，去分析那些酷烈行为背后的逻辑。理解，不等于认同。但只有理解了，你的批判才更有力量，也更能让人信服。”
这番话让张陆桉豁然开朗。他意识到，自己的任务不是评判历史，而是搭建一座桥梁，让现代读者能够尽可能地“进入”历史现场，去感受、去思考那些历史人物在当时当地所面临的抉择与困境。
随着书稿一页页地增加，张陆桉感觉到自己与那个时代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连接。那些故纸堆里的名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仿佛有了呼吸和温度。他仿佛能听到鄱阳湖上的喊杀声，闻到战火硝烟与江南水汽混合的味道，感受到朱元璋在得知太子朱标早逝时那瞬间崩塌的内心世界……
他的创作，不仅仅是在书写历史，更是在与历史进行一场深度对话，并在对话中不断厘清和塑造着自己的历史观与世界观。
这天，他写到了全书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朝建立，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位。他没有停留在盛大庆典的表面描述，而是笔锋一转，深入探讨了这个崭新王朝从一开始就带有的深刻矛盾与独特气质：
“奉天殿的琉璃瓦在初升的阳光下闪耀着新的光芒，象征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理想似乎已然实现。然而，龙椅上的朱元璋，眼神中除了开国帝王的豪情，更深处藏着的，是挥之不去的猜忌与对于‘如何守住这朱家天下’的终极焦虑。这个诞生于底层反抗的政权，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带着其创立者深刻的烙印：对官僚系统的不信任，对权力旁落的恐惧，以及对一种绝对控制、万世不易秩序的执着追求。这些内在的基因，将如同宿命一般，伴随着这个王朝走过它的二百七十六年风雨，直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下最后的结局。”
写完这一段，张陆桉长舒一口气，感到一阵精神上的疲惫，却也伴随着巨大的满足感。他知道，自己正走在那条艰难却正确的道路上。这本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着作，不仅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他试图理解中国历史深层动力的一次勇敢尝试。
窗外，晨曦微露，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张陆桉关上台灯，揉了揉酸涩的眼睛，脸上却带着一丝平静而坚定的笑容。他的创作之路，仍在继续，前方尚有更多的挑战与发现，但他已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