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独特的纹样和“气候友好”的标签，曾成功打入欧美高端礼品市场。
然而，贸易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关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消费紧缩，高端礼品市场需求锐减。
更致命的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工厂，凭借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不受关税影响的优势，开始大量仿制类似的民族风刺绣产品，并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冲击市场。
小艳接到了外贸公司委婉的通知：“梅总，非常抱歉……之前谈好的那批‘星空’系列刺绣订单，客户那边……取消了。他们找到了……嗯……更具价格优势的供应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电话这头，小艳的心凉了半截。她走到工坊里，几十名从当地招募、经过艰苦培训才掌握精湛技艺的女工正低头忙碌着，她们中很多是曾经的贫困户，是这份工作给了她们希望和尊严。
订单取消，意味着她们可能再次失去收入来源。
负责人王大姐（已从当年的下岗女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管理者）拿着一份刚收到的、来自东南亚的报价单，手都在发抖：“小艳厂长，这价格……这比我们的线料成本还低！他们是怎么做的？这怎么可能啊！”语气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
小艳看着报价单，沉默不语。
她知道，那背后可能是难以追溯的原材料来源、被压榨到极致的劳工、以及对传统花样毫无尊重可言的粗糙仿制。但市场有时就是这么残酷，价格往往是唯一的通行证。
当晚，梅家老宅的紧急电话会议再次接通。三姐妹的声音透过扬声器，都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和凝重。
小丽通报了电子厂订单锐减、生产线可能部分停摆的危机。
小红诉说了超市进口商品断供、成本飙升、消费低迷的困境。小艳讲述了合作社外贸订单被取消、遭遇东南亚低价倾销的无奈。
沉重的silence（沉默）笼罩着三方通话。逆全球化的风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同时拍打着梅家这艘已然不小的航船。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新闻词汇，而是化作了冰冷的关税数字、空荡荡的货架、和一份份取消订单的邮件，真切地影响着数千人的生计。
“……迁厂吧，丽丽。”长时间的沉默后，小红率先开口，声音沙哑，“去东南亚，或者墨西哥。就算技术有风险，总比眼睁睁看着厂子饿死强。我们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那这里的工人怎么办？”小丽立刻反问，语气激动，“跟着我们干了十几年的老师傅怎么办？我们的根就在这里！”
“根重要，还是活下去重要？”小红的声音也提高了，“超市也快撑不住了！进口货买不起，国产货利润薄，老百姓捂紧了钱包！我再不想办法，连超市的员工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
小艳试图打圆场，声音带着疲惫：“大姐，小妹，你们都别急……我这里……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开发些国内旅游市场的产品，或者……”
但她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小丽和小红越发激烈的争论中。
一个主张必须走出去，布局全球化以分散风险；一个坚持要守住本土，依托国内市场寻求生机。
这是发展路径的根本性分歧，背后是不同产业板块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对未来判断的差异。
电话会议不欢而散，未能达成任何共识。只有更深的焦虑和分歧留在了三姐妹心中。
小丽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窗外是梅林县的万家灯火。那条无形的关税绞索，似乎不仅勒在企业的脖子上，也缠绕在姐妹同心多年的情感纽带之上，缓缓收紧，令人窒息。
她打开电脑，屏幕上闪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草稿：一份是阿鹏团队初步拟定的海外设厂可行性报告；另一份，则是她凭着直觉和一股不甘心，正在草拟的关于深度挖掘国内产业链潜力、攻坚核心技术的“本土突围计划”。
她的鼠标在两个文件之间徘徊，指尖冰凉。这一次的抉择，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艰难，因为它关乎梅家的根本方向，也考验着姐妹间能否再次同心共渡劫波。
逆全球化风暴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梅家姐妹的航船，正驶入一片迷雾重重、暗流汹涌的全新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