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中心那晚之后，空气仿佛被彻底更换过。梅小艳那句“工伤康复合作社”的宣言，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波澜，更是底层求生本能被唤醒后的浑浊翻腾。怀疑、观望、绝境中的一丝希冀，以及更深的不安，在各种眼神交汇中无声地流淌。
接下来的几天，小艳几乎是不眠不休。那包用旧报纸裹着、沾着周建国体温和未知来历的三万块钱，被她仔细清点后锁进了办公室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像安置一枚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她没有立刻动用它，而是先咬着牙，从里面抽出薄薄一沓，支付了拖欠最久的医药供应商一部分货款，稳住了即将断供的底线。剩下的，她捂得更紧，那是合作社能否诞生的脐带血。
她伏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写字台上，就着昏黄的台灯，起草合作社的章程。煤球炉子早已熄灭，深秋的寒意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缠绕着她的脚踝和手腕，冰冷刺骨。她写得极其艰难。关于股权，关于分红，关于管理，这些词汇对她来说遥远而陌生。她只能凭借最朴素的认知和一股子豁出去的劲头来勾勒：愿意留下的伤员和家属，可以用后期劳动抵扣或象征性出一点钱作为“股金”，康复中心现有的、勉强能折价的设备算作集体资产，未来通过承接手工订单、政府可能的补贴以及象征性的服务收费来产生收益，利润部分用于维持中心运转，部分按“股”分红。
写写停停，涂涂改改。她不时停下来，揉着酸胀的眉心，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周建国那晚之后又消失了，像一滴水融入夜色，没留下任何话，也没解释钱的来历。那包钱的存在，像一个灼热的烙印，烫在她的心口，混合着屈辱、感激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她不敢深想，只能强迫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眼前这片混沌未开的艰难开拓中。
草案初成，她召集了所有尚未离开的伤员和家属，在空旷冰冷的训练室里开了次会。没有暖气的房间，呵气成霜。她站在那台彻底报废的起立床边，手里拿着那几张写满字的纸，声音因为连日的疲惫和紧张而有些沙哑，却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条一条地解释。
惫。当她说到“入股”、“分红”时，
“小艳院长，不是我们不信你……咱们这些人，残的残，废的废，拿什么入股？哪还有钱？”“就是，分红？能先把吃饭吃药的钱分出来就不错了……”“这合作社，听着好听，别是把我们最后一点指望都赔进去吧？”
质疑声像冰冷的针，刺破她努力维持的镇定。她攥紧了手里的草案，指节发白。她知道，光靠空口白话，无法驱散多年困苦生活积攒下的厚重冰层。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轮椅上的老张，突然用力拍了拍轮椅的扶手，发出“哐哐”的响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因为腰椎损伤，下半身毫无知觉，脸上却有一股倔强的生气。“都嚷嚷啥！”他声音粗粝，却有种压住场子的力量，“梅院长为啥弄这个中心？为啥到现在还不撒手？图咱们钱？咱们有啥钱？！图咱们能给她啥好处？！”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小艳身上，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信任：“我老张是个废人了，但我不瞎！梅院长是啥人，我看得清！她要是想坑咱们，早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了！用得着现在把自己也逼到这份上？！”他喘了口气，用力说：“我没钱入股，但我还有一双手！编筐子、扎扫把，我还能干！我拿我这个月的康复时间入股！亏了，我认！反正躺着也是等死，不如跟着梅院长搏一把！我签！”
老张的话，像一块投入冰面的石头，虽然没能立刻融化所有坚冰，却砸开了一道裂缝。几个平日里受过小艳诸多照顾、性子也耿直的家属互相看了看，陆续有人低声附和。“算我一个吧……小艳院长，我们信你。”“对，大不了也就是现在这样了，还能坏到哪去？”
陆陆续续，有七八个人在那份粗糙的章程草案上，按下了红手印。那一个个鲜红的指印，歪歪扭扭，却重若千钧，压得小艳眼眶发热。她知道，这远未成功，这只是绝望中的一次微小簇拥，但至少，火种没有被狂风吹灭。
就在她焦头烂额地试图让合作社这艘破船勉强下水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这泥泞的困境。
县残联的一位老干事，一直挺同情小艳的处境，偷偷给她递了个消息：省里过几天要举办一个“残疾人就业与康复论坛”，规格不低，省残联、劳动局、甚至民政厅都会有人去。“小艳，你去试试吧，”老干事在电话里压低声说，“带上你们那儿的东西，去碰碰运气，万一……万一有领导能看到呢？总比窝在家里强。”
论坛？省城？小艳握着话筒，心跳骤然加速。那是一个离她日常生活无比遥远的世界，充斥着文件、政策、报告和她想象不出的场面。去吗？她看着桌上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看着空荡荡的训练室，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中心账户上那点可怜的钱，甚至不够支付她去省城的往返路费和几晚最便宜的住宿费。
那一刻，她几乎要放弃了。现实的锉刀，总能最快地磨去理想的棱角。
但就在她放下电话，陷入沉默时，目光无意间扫过墙角。那里放着几个康复中心女工最近试着做的编织篮和手工布鞋，是王大姐带着几个手还灵便的伤员，用旧毛线和碎布头做的，针脚不算特别精细，却朴拙结实，透着一股子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生命力。其中一双小小的虎头鞋，做得尤其可爱，眼睛用黑纽扣缝的，炯炯有神。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劈入她的脑海。
她去里屋，翻出母亲当年陪嫁的一个老式樟木箱子，从最底层，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旗袍——母亲年轻时唯一一件体面衣服，墨绿色的软缎，领口和袖口用金线盘着精致的梅花扣。母亲说过，这衣服改过三次领口，每次都能穿出新样子。她记得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小艳的手指轻柔地抚过那些细腻盘绕的金线梅花，一种混合着心酸和力量的情绪涌上心头。她深吸一口气，拿起那件旗袍，又挑了几个最好的编织篮和那双虎头鞋，用一个干净的布袋子装好。
然后，她走到铁皮柜前，打开，从周建国那笔钱里，数出了去省城所需的、最最基本的路费和住宿费。每一张钞票都仿佛带着滚烫的温度，灼烧着她的指尖和良心。她咬紧牙关，将钱紧紧攥在手心。
“就用这个，‘赌’一把。”她对自己说。
省城的繁华，与那个困顿破败的县城康复中心，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行人衣着光鲜，步履匆匆。小艳穿着她那件最好的、却依然显得过于朴素的灰色外套，提着那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布袋子，站在省残联大楼气派的门厅前，感到一阵阵眩晕和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