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卧龙岗。
秋已深，岗上的茅庐被一层薄薄的晨霜染得雪白。田里的最后一季庄稼早已收割入仓，只留下光秃秃的田垄，在清冷的风中静默。
诸葛亮身着一袭宽大的葛布长袍，正坐在廊下，膝上横着一张古琴。他没有弹奏，只是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冰凉的琴弦，目光投向远方起伏的山峦，那双总是清澈如水的眼眸里，带着几分秋日独有的萧索。
他的二哥诸葛瑾前几日从江东来信，信中除了报平安，便是对江东局势的忧虑。孙氏一门被尽数迁往长安，江东世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但信的末尾，却又用一种极为古怪的笔调，描述了江东百姓对董卓新政的期盼。
“……新稻种已分发至各县，闻其产，倍于旧谷。民皆翘首，不知是福是祸。”
“是福是祸”，这四个字，像一根细细的刺，扎在诸葛亮的心里。
“孔明！孔明！”
一阵急促的呼喊声从山下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石韬，石广元。
只见石韬一身风尘，连滚带爬地冲上山岗，平日里还算齐整的发髻散乱不堪，脸上混着汗水与尘土，那神情，仿佛刚从一场大火中逃出来。
“广元，何事如此惊慌？”诸葛亮站起身，眉头微蹙。
“出……出大事了！”石韬扶着廊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从怀里掏出一卷被汗浸得半湿的帛书，一把塞到诸葛亮手里，“你自己看！从颍川传来的……不，是从长安传来的！”
诸葛亮接过帛书，展开。
入眼的字迹潦草而急切，显然是誊抄之人的心境写照。但他只看了一眼，瞳孔便猛地一缩。
“……杨彪、王允等旧臣，献《可行性报告》于相国府，请命分管水利、律法、工商诸司……相国大悦，赐金千两，锦百匹……”
“……颍川荀彧，率数十学子，跪于杨府门前，求为相国效力。言：‘与其坐而待毙，不如上其船，为一舟子’……”
“……相国闻之，未见。只传一令：‘王佐之才，岂能无用？便命其总管长安城之清渠秽流之事。’荀彧领命，叩首谢恩，次日便率众学子，持帚拿桶，奔走于长安街市……”
“啪。”
一声轻响，帛书从诸葛亮的手中滑落，飘飘荡荡，落在布满尘土的地面上。
石韬终于喘匀了气，他看着诸葛亮煞白的脸，声音发颤：“孔明，你看到了吗？荀彧……那可是荀彧啊！‘王佐之才’，竟然……竟然去扫大街了！还有杨彪，王允，那些四世三公的门第，汉室的脸面……全完了，全都不要了！”
诸葛亮没有说话。
他只是弯下腰，缓缓捡起那卷帛书，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他想起了数月前，与好友崔州平、孟公威在此高谈阔论。
他说，董卓不过一介武夫，残暴不仁，虽有一时之势，终难长久。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只需待天下有变，寻一明主，效管仲、乐毅之事，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那是他的《隆中对》，是他为这个天下，开出的一剂良方。
可现在，这剂良方，还未等到病人，药引子，却被董卓一脚踹翻，连带着药炉，都砸了个稀巴烂。
杨彪、王允的臣服，意味着旧士族阶层的彻底屈膝。他们是汉室大厦最后的几根顶梁柱，如今，他们自己动手，把柱子拆了，去给董卓的新屋当柴火。
而荀彧的“投效”，则更为致命。
那不是屈服，那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理念上的“认同”。
“王佐之才，岂能无用？”
“总管长安城之清渠秽流之事。”
诸葛亮反复咀嚼着这两句话，一股寒意，比这深秋的晨霜，更冷，更刺骨。
他明白了。
董卓不是在羞辱荀彧。
他是在用一种最直白，最残酷的方式，向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什么叫“王佐之才”？辅佐君王，安定社稷？
不。
在董卓的定义里，能让沟渠畅通，让城市洁净，让百姓安居，这就是“王佐之才”。
他将“经天纬地”的“道”，拉到了“柴米油盐”的“术”的层面，然后用“术”的成果，去碾压“道”的虚无。
谁能让百姓吃饱饭，谁的“道”就是真理。
谁能让城市不发臭，谁的“才”就是王佐。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他根本不跟你辩论“君君臣臣”，他只问你，一亩地能收几石粮食。
“广元。”许久之后，诸葛亮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