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潮矿业同盟的代表坚持要增加对进口货物的关税，逐风商会的代表则不断提出削减税率的提案。
争论从关税延伸到财政分配，最终演变成谁能拿到更多的预算、谁能控制更多的官职。议案往往在会议桌上拖上数周，却从未真正落地。
在这种僵局中，税收和预算的分配变得越来越倾斜。地方议会和港口行政部门把资源优先分给自己家族或盟友控制的企业。
公共工程的合同发包也成了分赃的工具。修路、建港、采矿、造船，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有门阀的影子。谁靠近权力中心，谁就能得到补贴、税免和新的地契。
而远离权力圈的人，就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工坊被迫停工。商会的会费被一再提高，普通商人和小型工厂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成本。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街头的叫卖声少了，求职者的队伍却越来越长。
物价开始上涨。面粉和盐的价格几乎翻倍，魔法水晶的价格更是被人故意炒高。市场里人们抱怨连连，但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政府给出的解释是“外部输入性波动”，但谁都明白，这是各家族争相压榨下层的结果。
在港口城市，公共服务也开始缩水。原本每月固定的粮食补助被延迟发放，甚至有的地区干脆取消。城市的供水系统因维修预算削减而时常中断，连白塔附属学堂都减少了平民学生的录取名额。
治安也变得脆弱。巡逻队缺少补给，城市边缘地带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盗匪团体。地方贵族雇佣的私兵倒是越来越多，他们打着维护秩序的旗号，实则在扩大自己的地盘。
街头的空气变得压抑。人们不再谈论学术或艺术，而是在算下个月该怎么交房租。商人们把货物锁进仓库，担心价格继续上涨。码头的工人聚在一起，讨论要不要罢工，但他们很清楚，没有哪个门阀会站在他们这边。
逐风商会的报纸上仍在宣称贸易繁荣，碧潮矿业同盟则在宣扬本地工业的“复兴”，可普通人早已看穿这层外壳。所有的繁荣，都是以他们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
与此同时，那些坐在高层会议中的贵族和商会代表们依旧举杯庆祝。每一项新的法案都带来新的分配机会，每一笔预算都意味着一笔新的收入。
只不过，他们喝下的酒里，已经掺进了塔拉西亚未来的苦涩。
医疗、教育、补贴发放这些原本与政治无关的事务，也被卷入这种内耗。
医院的经费分配要先经过议院财政委员会的确认，而委员会的成员正好来自相互敌对的两大门阀。结果就是，拨款永远在“待批”状态，医院设备老旧，药品储量减少。病人越来越多，能治的病却越来越少。
教育也不例外。各个城邦的学院和学校都要向不同的派系申请资助。为了保住经费，校长和院长不得不公开支持某个议员或某个商会。教材更新的预算被搁置，教师的工资拖延几月发放。贫民区的孩子上不起学，而贵族学校却在扩建新的法术实验楼。
原本用来保障民生的补贴制度也成了政治筹码。谁支持某个门阀，谁的地区就能优先拿到补助；若是站错队，拨款就会被无限期延迟。许多地方的居民不得不跑到上百公里外的城邦去登记，只为那点维持生活的补助。
基层公务员的态度也在变化。过去他们至少会保持工作表面的效率，如今多数人只求自保。有人坐在办公桌前，一天只处理几份文件；有人干脆在午后提前离开，把一叠没签的表格留给下一班的人。对他们来说，少做事就意味着少犯错，而犯错就可能被人拿去当政治工具。
在城市的行政大楼里，窗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拿着表格，眼神疲惫。职员机械地重复：“下一位，材料不全，回去补齐。”没人解释该补什么，也没人真正想解决问题。
民众的怨气越来越重，但他们知道抱怨无用。上级的权力游戏早已决定了他们能否看病、能否领补助、能否让孩子进学堂。
在这样一个被派系分割的体制下，塔拉西亚的政府表面上仍在运转，公文照常下达，会议照常召开，但一切都像被无形的力量拖住。
文件在堆积，预算在空转，民生在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