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彻底把自己锁进了这间供销社的后屋。
门窗用木板钉死，只留下一条透气的缝。
阳光被分割成利刃般的细线，在我脸上缓缓移动，像是某种无声的酷刑——那光斑边缘锋利如刀，每一次微小的偏移都在皮肤上划出灼痛的轨迹。
空气闷热而陈腐，混着木屑与尘土的干涩气味，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沙砾。
指尖触到墙面，粗糙的纹理刺着神经，仿佛这屋子本身也在无声地颤抖。
这里成了我的茧，也成了我的刑房。
每天，我会准时开启那个藏在床板下的信号发射器。
它持续不断地向外播放着一段平缓至极的“心跳”，那频率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在宣告一种植物般的、毫无波澜的存续。
这是第一层伪装，给监听者阿九最基础的“目标存活”信号。
但真正的训练，在信号之外。
镜子是我唯一的观众。
我死死盯着镜中的自己，那张脸属于林晚照，但又必须不属于她。
我用尽全力掐住自己的大腿内侧，剧痛如电流般窜遍全身，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布料紧贴脊椎，黏腻而冰冷。
镜子里，那张脸的肌肉却必须纹丝不动，连一丝最细微的颤抖都不能有。
眼轮匝肌、口轮匝肌、额肌……我像个初学解剖的医学生，在脑中一遍遍默念着它们的名称，命令它们彻底“死亡”。
“脑死亡模型”，这是我从一本被姥爷翻烂了的神经科旧书里学来的词。
真正的死亡，不是闭上眼那么简单，而是切断大脑与身体所有神经末梢的连接。
我要做的，就是用活人的意志，去模拟这种终极的断裂。
一盆冷水猛地泼在脸上，冰得我浑身一哆嗦，几乎要当场窒息——水珠顺着发根滑进衣领，刺骨的寒意像无数细针扎进皮肉，耳朵里嗡鸣作响，仿佛整个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心跳在颅腔内轰鸣。
但我强迫自己的肺部保持着原有的节律，呼吸不能加速，心跳不能改变。
这是最难的一关。
求生的本能，是刻在基因里最古老的代码，要对抗它，就像用双手去阻挡一列全速驶来的火车。
顾昭亭端着饭碗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
我浑身湿透，面无表情地坐在镜子前，仿佛一尊正在被水冲刷的石像。
他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声音里压抑着怒火：“你疯了？你这是在练习死亡，还是在真的求死？你快要把自己练没了！”
我没有回头，只是看着镜中那张陌生的脸，轻轻摇了摇头。
水珠顺着我的发梢滴落，在地上溅开一朵朵小小的水花，清脆得像秒针跳动，又像某种倒计时。
“不够，”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还远远不够。我要让他们相信，LwZ-07不仅死了，而且是那种连梦都不会再做的，彻底的、数据的死亡。”
顾昭亭沉默了。他知道，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我。
我的“金手指”，那个嵌入我意识深处的无形系统，正以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方式高速运转着。
屏幕上，代表阿九监听频率的波形图稳定而规律。
但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细节——每隔大约四十八小时，波形图的基线就会出现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陡峭峰值，随即又恢复正常。
那一刻，我脑中电光火石：他们不信死水，必有扰动。
这峰值太精准，太规律，不像随机干扰，倒像某种主动注入的刺激。
结合生理学常识，我推断——是肾上腺素。
微量注射，只为激出最原始的应激反应：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瞳孔放大。
任何伪装都难掩本能，而他们，正靠这“校验”确认我是否在演。
我的嘴角，终于在镜子里，勾起了一丝冰冷的笑意。
你们有你们的校验，我有我的反校验。
我找到了李聋子，那个守着村口废品站，耳朵不好但心思比谁都活络的老人。
我用半个月的口粮，从他那里换来了一台报废的心电图机和几卷发黄的记录纸。
其中一卷，记录着一位肺癌晚期老人临终前最后十二小时的心电数据。
那是一段逐渐走向寂灭的、充满了无效挣扎与最终平息的真实死亡记录。
这就是我的武器。
我小心翼翼地截取了其中最混乱的一段，那是在药物刺激下产生的室颤波形，在医学上，这几乎等同于心脏的无效抽搐。
然后，我又翻出了姥爷的病历——那本就压在我枕头下，泛黄的纸页上还残留着他咳嗽时喷出的药味。
我曾无数次翻阅，只为记住他最后的模样。
那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当年因脑血管瘤破裂而引发的癫痫症状——神经元的异常放电会产生一种极具特征性的“癫痫样脑波”。
既然他们要“看”我的反应，那我就送他们一场“神经崩溃”的实况转播。
我的计划成型了。
我要在他们注入肾上腺素的预期时间点，提前半秒，将这段“癫痫样脑波”数据混入我日常播放的“假心跳”信号中。
当药物的刺激与我释放的假信号叠加，监听端看到的，将不再是简单的应激反应，而是一场由药物引发的、灾难性的神经系统崩溃。
他们会以为，这具躯壳的最后一点残存的本能，也被他们的“校验”彻底摧毁了。
这会让他们更加相信，LwZ-07已经是一具不可逆的、没有价值的生物容器。
当晚，我通过金手指的模拟演算，看到了阿九的监听终端上可能会出现的画面。
一行冰冷的系统提示文字浮现出来：“LwZ-07出现不可逆脑损伤，生理活性降至阈值以下，建议转入长期封存。”
屏幕前的那个男人，那个代号阿九，主宰着我命运的人，一定会看到这行字。
我的金手指甚至模拟出了他的反应——他盯着屏幕，手指悬在签批的按钮上，迟迟没有按下。
为什么？他在怀疑什么？
这个疑问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头，让我所有的准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就在我反复推演计划的第二天，变故发生了。
供销社的门缝里，被塞进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
是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角，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我展开纸条，上面是小石头那标志性的、大小不一的字迹：“林姐姐，他们要叫醒你。”
我瞳孔骤缩，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叫醒我？用什么？
纸条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更急，也更潦草：“我听见孙会计打电话，说‘哭声诱饵’准备好了，是你妈妈的。”
“哭声诱饵”……
我妈妈去年住院时，因为剧痛和绝望，在深夜里无人知晓的哭声。
那声音曾穿透病房的墙壁，像钝刀割肉，一下下剜着我的心。
我仿佛又看见她蜷在病床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剧烈地抽动，却不敢哭出声，只有一串压抑到极致的啜泣，在寂静的夜里回荡。
那声音，是我童年最深的梦魇。
那一瞬间，我几乎无法呼吸。
血液像是凝固了，四肢冰冷，指尖发麻，耳边嗡嗡作响，仿佛那哭声已经提前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