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姥姥收药，他把纸箱往门廊一放就走，我喊“慢走”，他头都没回。
他在窗台边蹲了几秒，手指在窗框上抹了把，又低头看地面——大概是在找我设的面粉？
可他没进屋，转身又翻了出去，动作比进来时还快，像生怕多留一秒。
我捏着洗衣盆的边沿，指甲几乎要掐进去，指腹传来盆沿的冰冷与棱角。
原来许明远不是孤狼，他背后有人。
白天的喧嚣渐渐散去，夜晚的静谧笼罩着院子，黑暗中似乎隐藏着无尽的秘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到了当晚十一点五十八分。
我把红墨水倒进姥姥腌咸菜的旧搪瓷盆。
那盆边沿有道豁口，姥姥说“腌菜不讲究”，可我知道，豁口的位置刚好能卡住窗台的砖缝。
我把盆轻轻搁在窗边，自己蜷进衣柜，门留了道两指宽的缝——上次藏银发卡时，我数过，从衣柜缝看窗台，角度刚好。
钟表的滴答声在耳朵里炸响，每一次秒针移动都像心跳。
二十三点十七分，窗台上的玻璃“咔”地轻响，那声音细碎却锋利，像骨头断裂。
陈守义的灰工装先露了出来。
他翻窗的动作比下午更轻，靴子尖刚沾地，就踩进了我撒的面粉里——一道清晰的鞋印，和清晨那枚泥印的纹路分毫不差，脚底沾粉的窸窣声让我屏住呼吸。
他弯腰去看地面，后背绷得像张弓，我能听见他鼻息的节奏，短促而警惕。
我攥着搪瓷盆的手紧了紧，红墨水在盆里晃出小涟漪，指尖沾上的黏腻感让我想起血。
等他的影子遮住月光的刹那，我猛地把盆往前一推——墨水“哗”地泼出去，一滴不差溅在他裤脚内侧！
他惊得跳起来，工装口袋里掉出个金属物件，在地上滚了两圈——是把带链条的钥匙，链头刻着朵梅花，金属撞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得刺耳。
可他没捡，转身就往窗外钻，裤脚上的红渍在月光下像道血痕，拖出半条院子，空气中飘来一丝墨水与泥土混合的腥气。
我没追，蹲下身用指甲刮下点地上的墨渍，塞进冰箱冷冻层的最里角——和上次藏许明远衬衫上的血渍位置一样。
姥姥总说“冻过的东西坏不了”，我当档案管理员时学过，低温能保存证据，这招倒是通用。
天刚蒙蒙亮，我去收晾绳上的被单。
最末端的银发卡还在，旁边多了根灰色纤维，细得像根头发丝，可我摸了摸——是工装布料，和陈守义身上的一样，触感粗糙却带着体温残留的微温。
我把纤维夹进日历本夹层，那里面还躺着半张学生证、许明远的泥袜子，还有张皱巴巴的快递单，收件人是“许老师”，寄件地址被涂了。
许明远今天没吃早饭。
我端着粥进屋时，他坐在门槛上，目光像根针，扎得我后颈发烫，皮肤仿佛被灼烧。
我低头喝粥，指甲轻轻刮着碗沿，碗底的米粒硌得指甲生疼，那种细微的痛感让我保持清醒。
原来我不是他一个人的收藏品。
我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是他们要“处理”的“活体模型”。
可我不怕了。
上午十点，姥姥在里屋喊我：“晚照，给我煮碗红糖姜茶，我这老寒腿又犯了。”我应了声，把日历本往怀里拢了拢。
姜茶煮好时，我盯着灶台上的水壶，壶嘴冒的热气模糊了窗玻璃，水汽中隐约映出我扭曲的脸。
“姥姥，”我把茶碗递过去，“我中午去镇卫生院看看张大夫，顺便给您带两贴膏药？”
她接碗的手颤了颤，“好，好。”
我转身时，听见她小声嘀咕：“这孩子，最近总往外跑。”
可她不知道，我要去卫生院，不是为膏药。
是要确认，她不在家的这几个钟头里，是不是也成了他们的“猎物”。
风从院外吹进来，掀起日历本的页脚。
夹着灰色纤维的那页，日期是七月十五——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