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她深知西夏虽为党项族建立的政权，但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她建议李乾顺在国内设立“汉学馆”，招收党项族与汉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她还组织学者翻译汉家典籍，促进了党项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据《西夏文天盛律令》记载，在任氏的推动下，西夏涌现出了一大批精通汉学的人才，为西夏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鲜为人知的是，任氏还是西夏“茶马互市”的重要推动者。西夏地处西北，盛产马匹，而宋朝则盛产茶叶、丝绸等物资。任氏深知“茶马互市”对两国经济的重要性，便多次劝说李乾顺与宋朝恢复互市。在她的努力下，西夏与宋朝于贞观十年（公元1110年）恢复了“茶马互市”，双方贸易往来频繁，西夏的经济也因此得到了极大发展。
任氏还十分注重民族团结。她以身作则，尊重党项族的风俗习惯，学习党项族的语言文字，与党项族贵族女子交好。她还建议李乾顺“不分党项、汉族，唯才是举”，打破了民族界限，重用有才干的官员。在任氏的影响下，西夏的民族矛盾得到了有效缓和，各民族和睦相处，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随着任氏的地位日益稳固，其父亲任得敬的权力也逐渐膨胀。任得敬凭借女儿的关系，从御史中丞一路晋升至尚书令、中书令，最终官至国相，权倾朝野。任得敬掌权后，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挤党项贵族与其他汉官，甚至企图效仿梁氏外戚，掌控西夏政权。
任氏察觉到父亲的野心后，忧心忡忡。她多次劝说父亲“收敛锋芒，忠心辅政”，但任得敬早已被权力冲昏头脑，对女儿的劝告置若罔闻。更让任氏痛心的是，她的兄长任得聪、任得恭也仗着父亲的权势，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引起了民怨。
此时的李乾顺也对任得敬的专权有所不满，但念及与任氏的感情，以及任得敬前期对国家的贡献，一直隐忍未发。任氏陷入了两难抉择：一边是生养自己的父兄，一边是深爱的丈夫与一手辅佐的国家。她深知，若任由父兄继续专权，必将重蹈梁氏外戚的覆辙，给西夏带来灾难。
西夏大德三年（公元1137年），任得敬借西夏与金国交战之机，私自扩充兵力，企图发动政变。任氏得知后，内心痛苦万分，但她最终选择了以国家大义为重。她秘密派人将任得敬的阴谋告知李乾顺，并献上了平定叛乱的计策。李乾顺早已对任得敬忍无可忍，接到任氏的密报后，立即采取行动。他一面假意安抚任得敬，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包围了任得敬的府邸。在任氏的协助下，李乾顺成功平定了任得敬的叛乱，诛杀了任得敬及其党羽。但念及任氏的情面，李乾顺并未株连任氏的其他家人，只是将他们贬为庶民。
这场宫廷政变让任氏身心俱疲。她虽因揭发父兄的阴谋而得到李乾顺的更加信任，但也因此背负了“大义灭亲”的骂名，受到部分朝臣的非议。任氏自此变得更加低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抚养子女与打理后宫上。
西夏大德五年（公元1139年），李乾顺病逝，其子李仁孝继位，是为西夏仁宗。任氏被尊为皇太后，居兴庆府的“寿庆宫”。此时的任氏已年近五十，历经深宫风雨与权力博弈，她早已看淡了名利，一心只想安度晚年。
李仁孝继位后，尊奉任氏的教诲，继续推行汉化改革，重用汉官，发展文化教育，西夏进入了鼎盛时期。任氏虽不再干预朝政，但每当李仁孝遇到难题时，都会向她请教。任氏总能以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政治智慧，为李仁孝指点迷津。
西夏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西夏发生强烈地震，兴庆府、凉州等地损失惨重。任氏得知后，主动拿出自己的积蓄，用于赈灾。她还劝说李仁孝“轻徭薄赋，安抚百姓”，帮助西夏迅速恢复了生产。
任氏的晚年生活十分简朴，她每日诵经礼佛，修身养性，还时常接济宫中贫苦的宫女太监。她一生共育有三子一女，均被李仁孝善待。其中，长子李仁爱被封为太子，次子李仁友被封为越王，三子李仁礼被封为濮王，女儿被封为公主。
西夏人庆四年（公元1147年），任氏病逝，享年五十四岁。李仁孝悲痛万分，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谥她为“章献钦慈皇后”，并将她与李乾顺合葬于显陵。
任氏的一生，是西夏历史上一段传奇。她从一名布衣少女入宫，凭借自己的智慧、医术与仁德，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西夏首位汉家皇后。她辅佐李乾顺亲政，推行汉化改革，促进民族融合，为西夏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在父兄专权时，以国家大义为重，揭发阴谋，避免了西夏陷入内乱。她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智慧与勇气，也反映了西夏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鲜为人知的是，任氏去世后，李仁孝为了纪念她，下令在兴庆府建造了一座“任太后祠”，供百姓祭祀。这座祠堂历经千年风雨，虽已损毁，但在西夏黑水城遗址中，仍能找到相关的碑刻记载。任氏的事迹，也被载入《西夏书事》《宋史?夏国传》等史书，成为中国古代女性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