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消息通过宣大总督卢象升的渠道，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紫禁城。
崇祯皇帝朱由检闻报，龙心大悦。他立即召集阁臣密议，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隆重接待，以彰显天朝气度，吸引更多蒙古部族来归。
他下旨：
命礼部尚书为钦差，携厚礼前往张家口（或大同得胜堡）筹备受降仪式；
命宣大总督派精兵沿途护卫，确保安全；命日月集团准备大量绸缎、布匹、茶叶、粮食作为赏赐。
崇祯五年七月（公历8月），在明朝精心布置的受降坛场上，举行了庄严的仪式。
额哲在母亲囊囊太后和部落长老的陪同下，身着蒙古盛装，向大明钦差行三跪九叩大礼，献上部落的户口名册、牲畜清单和疆域图，表示举部归顺。
随后，高潮到来。
囊囊太后亲自捧出一个覆盖着黄绫的紫檀木宝匣。
在万众瞩目下，她缓缓打开匣盖，取出用锦缎包裹的玉玺。
钦差大臣郑重接过，当众验看——只见一方温润洁白、螭龙纽的玉玺，玺文正是古朴的“制诰之宝”四字篆书。
此刻，全场明军将士山呼“万岁”，声震原野。
钦差随即宣读崇祯皇帝诏书：
册封额哲为“顺义王”，赐丹书铁券，世袭罔替；
赏赐金银绸缎无数，划定归化城（呼和浩特）周边丰美草原为其牧地；
其部众由明朝保护，并享受最优厚的边市贸易待遇。
囊囊太后也被授予一品诰命。
额哲归降和献上传国玉玺，其产生的冲击波是震撼性的：
黄金家族直系后裔携正统信物归明，标志着从1368年元顺帝北遁以来，延续近260年的北元政权在法理和象征意义上彻底灭亡。
崇祯皇帝得到了这方玉玺，意味着在政治上和宣传上获得了继承元朝正统、统治蒙古高原的“天命”依据。
这极大地增强了明朝对蒙古诸部的号召力和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共主”身份号令、安抚蒙古。
后金一直将获取此玺作为其政权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玉玺落入明朝之手，使陷入内乱的后金在政治和舆论上遭受重创，其称帝野心受到严重挫折。
多尔衮等实权派对此痛心疾首。
这是崇祯漠南政策的辉煌胜利。
明朝北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消除，来自蒙古方向的威胁基本解除。
明朝可以集中全部精力于辽东战场，并且获得了蒙古骑兵的潜在兵源（顺义王部众），战略态势发生根本性逆转。
此事被宣传为“远人归化，天命所钟”，与永乐时期蒙古虽臣服但叛服无常相比，崇祯的功业被渲染为超越了前代。他的威望达到顶点，国内改革阻力大减。
额哲和囊囊太后被妥善安置在土默川平原，在明军的保护（也是监视）下过着安宁的贵族生活。
那方传国玉玺被以最隆重的仪式送入紫禁城，珍藏于宫中，成为大明帝国最珍贵的战利品和法理象征。
崇祯五年的这个夏天，随着漠南蒙古的最终臣服和传国玉玺的献纳，东亚的政治天平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
大明北方的威胁基本解除，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崇祯手中。
帝国的重心，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转向东方，准备对那个盘踞在辽东、内乱未平的后金政权，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雷霆一击。
一个由大明主导的、全新的东亚秩序，已然露出了清晰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