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土地随后被用于：
一部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收取合理的官租，增加国库收入。
一部分划为军屯，直接供养孙传庭、卢象升等部新军，实现“以田养兵”。
一部分作为奖励，分配给有功将士或移民实边。
《限田令》的终极目的，是从根本上斩断宗室与土地的超经济剥削关系。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削藩”，更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解放”：
解放土地：将大量被藩府垄断的优质土地释放出来，投入国家的正常经济循环和财政体系。
解放人口：依附于藩府的佃户、奴仆被编入民籍，成为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自由民，增加了社会活力和兵源。
增加国力：国家税收增加，调控经济的能力增强，军事后勤保障更为稳固。
仅仅“夺其利”是不够的，若不给庞大的宗室人口（明末宗室人口已逾数十万）一条活路，必然激起大规模的剧烈反抗，酿成社会动荡。
崇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釜底抽薪”的同时，立刻“给出路”，实现平稳过渡。
崇祯颁布了另一道同样石破天惊的诏书，正式废除执行了二百多年的“宗室不得参政、不得科举、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士农工商）”的祖制。宣布：
允许所有宗室子弟，如同普通士民一样，进入官学学习，参加县试、乡试、会试，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进入仕途，为国效力。
允许宗室成员从事工、商等各行各业，可以经营作坊、开店贸易、从事手工业，但必须和民户一样照章纳税，遵守法度。
为那些失去土地巨额收入、禄米又可能被削减的宗室子弟提供了自食其力的合法途径，避免了他们沦为流民或铤而走险，化解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宗室子弟普遍受过基础教育，其中不乏有才学、有抱负者。
以往这些人才被制度性压抑、浪费。放开限制后，可以将这部分社会资源从寄生虫转化为生产力，甚至从中选拔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打破了宗室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体现了“皇恩浩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让天下人看到，即便是天潢贵胄，也需凭本事吃饭，有利于激励社会向上流动。
通过让宗室精英进入官僚体系或经济领域，可以将他们的利益更好地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绑定在一起，而非固守于一方土地成为割据势力，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和稳定。
通过这一套“剥夺经济特权”与“给予政治经济权利”相结合的顶层设计，崇祯皇帝展现了他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和改革魄力。
他不仅要解决眼前的财政危机，更要重塑一个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社会结构，为帝国的中兴扫除一个最根本的内部障碍。
这场宗室改革，其意义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