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的秋天，北京城的风中已带着一丝肃杀之气。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朱由检，在基本肃清了朝堂上的反对声音、初步稳定了财政和军事体系后，将锐利如鹰隼的目光投向了帝国肌体上一个最庞大、最顽固、也最棘手的毒瘤——宗室问题。
他深知，若不能妥善解决这个自明初以来便不断膨胀的寄生阶层，任何富国强兵的宏图大业都将被其拖垮。
这一次，他不再是小修小补，而是要发起一场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
其核心思路，可以精准地概括为九个字：“去土地化、去特权化、职业化”。
宗室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与土地的深度捆绑。通过世袭罔替的爵位，宗室藩王们占有了帝国最肥沃、最广阔的土地（庄田、赐田），并通过各种手段（投献、强占、巧取豪夺）不断兼并民田。
他们不纳粮、不当差，依附于土地上的佃户实则成为其私属，形成了国中之国。
这不仅是巨大的财政黑洞（禄米支出），更是严重的经济剥削和社会不公之源。
崇祯的改革，第一刀便直指这个核心。
崇祯授意内阁和户部，制定了详细的《宗室限田令》，以皇帝诏书的形式颁行天下。
其核心规定冷酷而清晰：
严格依据宗室爵位高低，设定其可保留田产的最高限额。
例如：亲王不得超过五百顷（五万亩），郡王不得超过二百顷，镇国将军递减至数十顷，最低级的奉国中尉等可能仅保留数顷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养廉田”。
此令适用于所有宗室成员，其名下所有田产，无论是洪武年间传下来的“祖业”庄田、历代皇帝的赏赐（赐田），还是通过种种手段兼并的“民田”，全部在清查登记之列。
并非要让宗室贫困潦倒，而是将其财富规模限制在“仅足以保证基本体面生活”的水平，彻底剥夺其依靠土地进行超经济剥削、富可敌国、乃至干预地方政务的能力。
为确保政令畅通，避免地方官与宗室勾结阳奉阴违，崇祯采取了强有力的组织措施：
成立“宗室田产清理司”：这是一个跨部门的超级机构，由户部（负责统计、钱粮）、工部（负责清丈田亩、技术核查）和日月集团（提供巨额“龙元”资金和高效的商业运作）联合组成，由皇帝亲信太监（如王承恩或其副手）和户部、工部侍郎级官员共同督办，赋予其先斩后奏之权。
全国普查，登记造册：清理司派出大量精通算学、测量的人员，分赴各藩府所在地，会同地方官，依据鱼鳞图册，对每一家王府、每一处庄田进行重新清丈，登记造册，明确产权和面积。
此举本身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下马威。
赎买政策，减少阻力：对于超额的土地，朝廷并非强行无偿没收，而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赎买政策。
赎买支付的不是容易引起通胀的宝钞，也不是沉重的白银，而是信用坚挺的“龙元”或承诺付息的“国债”（一种金融创新）。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暴力抵抗的动机，将经济补偿与金融手段结合，分化了宗室阵营。
土地处置，归于国有：赎买回来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成为“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