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的目光聚焦于辽东决战和内部整顿时，一场同样深刻、甚至更为根本的变革，正在广袤而贫瘠的西北大地，尤其是曾被视为帝国心腹大患的陕西省，悄然发生。
这场变革的核心，并非刀光剑影，而是由红薯、玉米的广泛种植和大规模水利兴修所驱动的农业革命与社会秩序重建。
其总设计师，正是坐镇西安的陕西巡抚兼三边总督孙传庭。
陕西，这片饱经天灾人祸的土地，在明末几乎成了“流寇”的代名词。
干旱、蝗灾、霜冻轮番肆虐，传统的小麦、粟米产量极低且极不稳定，一旦绝收，便是饿殍遍野，民变蜂起。
崇祯皇帝深知“民以食为天”的根本道理，要彻底铲除流寇土壤，必须解决粮食问题。
他力排众议，将原产美洲、耐旱高产的红薯和玉米作为解决西北饥馑的“战略作物”，通过日月皇庄和官仓系统，在陕西行省大规模推广。
孙传庭严格执行朝廷旨意，将推广新作物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首要指标。
官府免费向农户发放薯秧和玉米种子，并派专人（甚至聘请有经验的南方农夫）指导种植技术。
红薯“一亩可收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且不择土壤、抗旱能力极强的特性，以及玉米在山坡旱地的高产表现，很快显现出巨大优势。
最初，农民对这些外形奇特的“洋作物”心存疑虑。
孙传庭便命官厨大量制作烤红薯、煮玉米、玉米窝头等，甚至制成红薯粉丝、土豆粉丝，在赈灾时免费发放，并让衙役兵丁带头食用。
当百姓亲身体验到这些食物不仅能果腹，而且味道不错后，接受度迅速提高。
短短数年间，红薯、土豆和玉米便成为陕西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民和山区居民的主食之一。
到了崇祯四年夏秋之际，经过几年的推广，其的效果开始震撼性地显现。
即使在降水偏少的年份，依靠红薯和玉米的收成，大部分地区也能做到“饿不死人”。
曾经一遇灾荒就拖家带口、揭竿而起的流民潮，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
饥民的数量锐减，社会最底层的不稳定因素被大幅消除。
陕西，这个明末最大的“火药桶”，引信被悄然拔除。
在这一过程中，孙传庭麾下的“秦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自身也完成了深刻的蜕变。
孙传庭下令秦军广泛开展军屯，大量种植红薯、玉米和土豆，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粮饷压力，实现了部分自给，更在丰收时节，将部分余粮用于平价出售或借贷给周边贫苦百姓。
军队不再仅仅是征粮和镇压的工具，而是变成了粮食的生产者和保护者。
每逢青黄不接或小规模灾情，秦军开设的粥棚和发放的薯干，拯救了无数饥民，赢得了“仁义之师”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