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春，当“羊毛革命”的经济纽带悄然编织时，大明在北方的军事战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五军都督府（洪承畴主导）的精密规划下，崇祯皇帝毅然摒弃了延续二百余年的、被动依托长城防线进行防御的保守策略，转而采取一种更具前瞻性和攻击性的姿态——
与蒙古诸部进行有条件的军事合作，将战略防线前推至广阔的草原纵深，化潜在的威胁为可用的助力。
军事合作的第一步，是提供武器援助。
但崇祯和洪承畴对此有着极其清醒和谨慎的考量。
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武装出一个可能反噬自身的强大邻居，而是要打造一个能有效消耗、牵制后金的“草原盾牌”。
援助对象的选择性，援助并非普惠性的。五军都督府和御马监的情报网络对漠南蒙古各部进行了细致评估。
重点拉拢对象是那些与后金（建州女真）有历史宿怨（如曾被努尔哈赤征服的部落）、利益冲突（如牧场、水源争端）或对后金苛索无度心怀不满的部落。
其中，科尔沁部因其部分首领与后金的联姻并非铁板一块，且内部有势力对后金的强势渗透感到不安，成为重点争取目标。
对于态度暧昧或与后金关系过密的部落，则暂不提供援助，甚至进行情报监控和战略威慑。
品类：包括质量上乘的腰刀、长矛、枪头、箭头，以及防御性的棉甲、皮甲、乃至部分锁子甲和明军换装下来的优质铁盔。
这些装备能显着提升蒙古骑兵的近战格斗能力和生存能力。
严格禁令：绝对禁止输出任何火器，尤其是燧发枪、火炮，以及火药和弹丸的制造技术。
这是大明必须保持的绝对军事技术优势底线。
朝廷明令，违禁者，视同通敌叛国，参与边市贸易的日月集团人员负有监察之责。
战略意图：提供冷兵器，足以让蒙古部落武装起来，对抗后金派来征收贡赋的小股部队，或在其主力来犯时进行更有力的游击、袭扰，大幅增加后金的征服成本。
但同时，缺乏火器的蒙古武装，在面对完全火器化的大明边军时，将始终处于绝对劣势，无法构成致命威胁。
这体现了“既要用之，又要控之”的高明策略。
援助方式的管理：武器援助并非一次性赠与，而是与边市贸易、羊毛收购等经济合作挂钩，作为一种“奖励”或“订金”分批交付。
部落表现出越多的合作诚意（如提供后金情报、抵制后金征调），就能获得越多的武器配额。
这种方式将军事援助牢牢捆绑在政治关系上，使其成为调节双方关系的杠杆。
比武器援助更重要的，是战略层面的协同。
洪承畴深知，蒙古部落分散，难以正面抵挡后金集中兵力的雷霆一击。大明要做的，不是代替蒙古人打仗，而是为其提供战略支撑，使后金无法轻易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