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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城头变换大王旗。帝国的烈焰赤旗取代了地方政权的标识，在高原湛蓝的天空与凛冽的寒风中猎猎作响。城门洞开，并非战争的终结，而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序幕。李化龙与格桑，一位是帝国总兵，一位是蕃将新星，深知此刻的平稳过渡，远比一场惨烈的攻城战更为重要，也更具挑战。
安民与固防：秩序的迅速建立
帝国大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李化龙第一时间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安民告示》，以汉、藏两种文字誊写，张贴于城内外要冲。告示明确：不杀降、不扰民、不劫掠、不毁寺。所有归顺之官员、僧侣、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皆受帝国保护。同时，也严厉警告，若有趁乱劫掠、散布谣言、反抗新政者，立斩不赦。
军队迅速接管了城防、武库、粮仓及官署。原有的守军被解除武装，经过甄别，部分底层士兵被吸纳改编，纳入“西山营”的辅助部队，其余则发给路费遣散。洛桑坚赞等主要投降官员被软禁于原第巴府邸，待遇从优，实则严密监控，以待后续处置。
格桑的先锋部队并未入城享受，而是立刻投入到巩固外围防务中。他们依据详尽的舆图，在浪拉山口等关键隘口加筑工事，设立烽燧，派出大量游骑，侦察拉萨方向以及青海、滇西北方向的任何风吹草动，确保昌都这个新得的桥头堡，不会在立足未稳之际遭受反击。
政治与宗教的怀柔：争取人心的艺术
陆弘毅的方略中，政治与宗教手段始终优先于军事。李化龙忠实地执行着这一点。
入城次日，他便以帝国四川总兵官兼钦差协理的身份，在重兵护卫下，亲自前往城内几座主要寺院——尤其是嘎玛噶举派的主寺，进行拜访布施。他并非以征服者的姿态，而是以佛法护持者的身份出现。他带来了早已备好的厚礼：黄金百两、上等丝绸五十匹、御赐《甘珠尔》金汁写本一套、以及大量砖茶。在庄严肃穆的大殿内，他向寺主活佛表达了帝国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承诺将保护寺院一切权益，并资助佛事活动，修复经堂。
这一举动，效果显着。原本心存疑虑甚至恐惧的僧侣们，见帝国高官如此礼遇，军队也确实秋毫无犯，态度迅速缓和。嘎玛噶举派的寺主甚至公开表示，帝国大军乃“护法王师”，其到来有利于地方安宁和佛法弘扬。寺院的转向，对于稳定普通民众的情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李化龙宣布，暂时沿用部分原有地方管理制度，邀请一些在当地素有威望、且态度合作的小头人和寺院代表，组成“昌都临时咨议所”，协助流官（已随军抵达）处理民间纠纷、传达政令、分配物资等具体事务。这既利用了本地力量，也体现了帝国“因俗而治”的灵活性，减少了新政推行的阻力。
情报与战略的深化：放眼西陲
就在李化龙稳定昌都的同时，韩震的情报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运转起来。昌都的占领，如同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情报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