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弘毅的“吐蕃方略”在临安赢得了初步的认可，但当他真正开始将目光投向那片巍峨的雪域高原时，才深切体会到，祖父当年经营西域所面对的困难，与吐蕃之地相比，或许只能算是序章。这里的复杂，是立体而全方位的，渗透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信仰、每一张被高原阳光刻满痕迹的面孔之上。
一、地理的壁垒：生命的禁区与天险
首先是无情的地理环境。这绝非西域的戈壁沙漠可以比拟。
·高天绝域：平均超过四千米的海拔，对于来自低地的宋人而言，本身就是一道巨大的生理屏障。“高原反应”如同无形的杀手，能让精锐的士兵头痛欲裂，胸闷气短，甚至因肺水肿而丧命。战马的耐力在这里大打折扣，宋军依仗的强弓硬弩，因空气稀薄，射程和威力都会衰减。
·千山万壑：巨大的山脉（念青唐古拉、冈底斯、喜马拉雅）如同天然的城墙，纵横交错，切割出无数深邃的峡谷和湍急的江河。交通极其不便，大军行进困难，补给线漫长而脆弱。一旦遇袭，几乎难以迅速支援。所谓的“官道”在这里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更多的是依靠牦牛和双脚踩出来的羊肠小道。
·极端气候：昼夜温差巨大，冬季漫长而酷寒，暴风雪随时可能吞噬整支军队。这对于习惯于温带气候的宋国军民来说，是极其严酷的考验。
二、社会的碎片：没有“王”的高原
与已经具备国家雏形、有过辽国统治基础的西域不同，此时的吐蕃地区，在吐蕃帝国崩溃后，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彻底分裂。
·部落林立，各自为政：高原上分布着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和土司（地方势力），如卫藏（前藏、后藏）的各个地方势力，安多、康区的众多部落。他们之间为争夺草场、水源、盐池、商路控制权而征战不休，彼此仇恨可能深似海。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可以“擒贼先擒王”的核心目标。宋廷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对手，而是无数个随时可能联合也可能互相攻伐的独立势力。
·“政教合一”的雏形与复杂性：佛教早已深入人心，但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或“政教并存”的复杂局面。一些大的寺院本身就拥有大量的土地、属民和武装僧兵（“喇嘛兵”），其活佛或寺主的影响力甚至超过许多世俗部落首领。然而，各教派（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等，此时格鲁派尚未兴起）之间也存在教义和利益之争。想要通过扶持某一派来统合全局，极有可能引火烧身，招致其他所有派系的联合反对。
三、文化的鸿沟：信仰的壁垒
这是最核心，也最难以逾越的障碍。
·藏传佛教的深度浸润：佛教不仅仅是信仰，它已经内化为藏族同胞的生活方式、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他们对于喇嘛、活佛的虔诚与尊崇，远超对世俗权力的敬畏。一个宋国的皇帝或官员，在普通牧民心中的权威，远不如他们本地寺院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想要用儒家文化去“教化”他们，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会激起最强烈的反弹。
·独特的语言文字与习俗：藏文自成体系，与汉文迥异。其风俗习惯、法律观念（如赔命价制度）、社会结构（如骨系等级观念）都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任何试图用《宋刑统》或者中原礼法去生搬硬套的行为，都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引发冲突。
四、经济的脆弱与闭环
·高原独特的生产方式：主要以高原畜牧业为主，辅以青稞种植。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物产虽有其独特性（如牦牛、麝香），但与外界交换的需求和能力有限。虽然依赖茶叶，但这种依赖在初期并非不可替代（历史上直到明清，茶叶的战略杠杆作用才完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