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战略要地和新设立的屯田军镇，则多用寓意吉祥、安定或体现军事存在的名称：
·在天山北麓一处水草丰美、新设立的大型军屯区，命名为“靖边县”，取“绥靖边疆”之意。
·在通往花剌子模的关键隘口设立的军镇，命名为“铁门关镇”（沿用古称，但明确其军事属性），并设立“镇西堡”作为前沿哨所。
·在伊犁河谷一带新设的、用于安置内附部落和移民的区域，命名为“抚夷州”，体现了朝廷“抚慰夷狄”的政策。
三、羁縻区域的封号与地名
对于广大的羁縻区，地名的管理则更为灵活。朝廷不强求改变其原有的部落或地域称呼，但在官方文书和册封体系中，会赋予其一个符合朝廷规范的名称。
·例如，对于归附的葛逻禄大部，其游牧地被统称为“葛逻禄都督府”，其大首领被册封为“葛逻禄都督”。
·对于天山南麓一个重要的回鹘城邦，册封其城主为“龟兹安抚使”，其地则称为“龟兹安抚司”，同样启用了汉唐古名，以增强其历史认同感。
·对于一些较小的、处于交通要道上的绿洲部落，可能会赐予一个褒扬性的名称，如“归义州”、“慕化县”等，刻在颁给其首领的印信上。
四、文化地理的重新定义
除了行政区划的命名，朝廷还有意识地通过命名来重塑西域的文化地理认知。
·将贯通东西的主要商路，正式定名为“天朝西陲官道”，并在关键节点设立路碑。
·将天山山脉的主峰之一（可根据情况虚构或借用现实山峰）赐名为“镇岳峰”，寓意此山乃西疆之镇石。
·将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命名为“沐德川”，寓意沐浴大宋德化之河流。
这一套复杂而细致的地名体系，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它随着统治的深入而逐步推行。每一个新地名的颁布，往往伴随着安民告示、官学讲授和商旅传播。渐渐地，“定西城”、“安远州”、“靖边县”这些名字，开始出现在官方文书、商人账本、乃至当地百姓的口语中。
这些地名，就像无数个文明的坐标，将这片原本在临安朝廷眼中有些模糊和遥远的“西域”，清晰地标注在了大宋的版图上。它们不仅是行政管理的符号，更是文化征服的印记，无声地诉说着这片土地已然易主，并正在被逐步纳入一个以临安为中心的、全新的天下秩序之中。驿道上的马蹄声，市集里的叫卖声，学堂中的读书声，都在反复吟诵着这些新的名字，共同编织着“西疆道”作为一个整体，融入大宋盛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