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笑，说：“这不算告状，而且打不过就跑，跑不了就哭，属于战略战术，红军还长征呢！那不叫逃跑，叫战略大转移。”
两人笑。
他说：“我小时候也从来不告状，都自己解决。除非挂彩回家，瞒不住，那也不准我爸我妈介入。”
她突然有点儿惊恐：“你说这些，不会是为自己以后打我埋伏笔吧？让我不得找外援？”
他哑然失笑：“宝贝，你想哪儿去了，我怎么可能打你呢！我从来不欺负女孩，好男不和女斗！”说完躲得远远的。
她也不恼，笑：“那我要想打你呢？”
他犹豫了一下，凑过来，笑着说：“老婆大人要打我，我肯定乖乖送上，不过你用啥打？用手吗？我怕你手会疼，不如等下回家，我找根棍子给你打。”
她“哈哈哈哈”大笑，笑完，说：“这么乖，我舍不得打，算了吧。”
窗外蓝天下光秃秃的土山连绵不尽，不解风情，车里却风光旖旎。
她问：“我睡午觉那会儿，你跟你老丈人说啥呢，一副相见恨晚的的架势？”
他看看她，说：“你爸一直在说你妈。说他现在才明白，只有你妈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适合他。”
她一声冷笑：“哼！他所谓的适合，不过是我妈一直在削足适履地适应他罢了，不过是我妈单方面的个人牺牲罢了。”
一阵沉默。
他问：“我以前听你说过很多关于你爸的事，你很少说你妈，你能跟我说说咱妈的事吗？”
她一脸懊悔，缓缓说：“我妈，一直活得很没有自我，或者说无私，大概她以为，爱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就是自我牺牲吧！我妈在世的时候，我不太能意识到她的存在，直到她去世，我才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我妈才是那棵顶天立地支撑着我们那个家，荫蔽着家里每个人的一家之长，随着我妈的离世，我们那个家就不存在了，我爸成了丧家之犬，我成了流浪狗。你知道吗？这几年过年，我几乎都是在春子家过的。”
他抓紧她的手，握进自己两只瘦长的大手里。眼睛期待地看着她，等她继续述说。
她深吸一口气，像解说电影似的，娓娓道来：“我姥爷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解放时被划成富农。我妈是家里唯一活下来的女孩儿，活下来的还有两个舅舅，都比我妈年长很多，大舅舅是教书先生，另外的舅舅，也不知是老几了，比我妈能大七八岁，后来是中学老师。我妈从小跟着我大舅舅读私塾，能识文断字。后来我大舅舅被国民党抓壮丁，逃跑时被当逃兵枪毙。我妈十六岁时，因为有文化，被动员参加革命工作，十七岁时在土改工作队，认识了作为工作组组长，从合肥派到芜湖指导工作的我爸，两人自由恋爱，土改结束，我爸调回上海，两年后他俩结婚，我妈调到上海工作，后来两人服从组织安排调到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然后我爸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时候组织上动员我妈划清界限，我妈坚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被发配到县里的家属院管家属，一管就是二十多年，这二十年，我妈的照片年年都出现在总公司的光荣榜上。80年，我爸平反，恢复工作，不愿意在陕西待，正好他的一帮旧友都在这边，我妈就随着我爸调到了这儿。我爸恢复工作后一腔热血，想要把被剥夺的二十年追回来，却表现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气氛很压抑，我没出嫁的二姐和三姐轮流挨我爸打骂，最后像逃命似的自己稀里糊涂把自己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