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赌博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赌博数据，组织赌博活动，构成开设赌场罪。这一定义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将网络赌博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赌资与违法所得的区分?：赌资包括用于赌博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而违法所得则指行为人通过赌博活动实际获得的利益，如抽头渔利、收取场地费等。这种区分有助于精准量刑，避免“一刀切”式的处罚。
共同犯罪的认定?：明知他人实施开设赌场犯罪，仍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这一规定强化了对赌博产业链的打击力度，从资金流、技术支撑等环节切断赌博活动的生存基础。
自首与立功?：行为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或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例如，在“张某开设赌场案”中，张某因主动投案并协助警方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被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赔偿与退赃?：行为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退缴违法所得的，可酌情从轻处罚。例如，在“李某开设赌场案”中，李某在案发后退还全部违法所得，并赔偿被害人损失，被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初犯与偶犯?：对于初次犯罪、情节较轻的行为人，可依法从宽处理。例如，在“王某开设赌场案”中，王某因初次犯罪且赌资数额较小，被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招揽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或线下赌场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例如，在“赵某开设赌场案”中，赵某因招揽10余名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赌博，被法院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暴力或威胁手段?：在开设赌场过程中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赌博的，依法从重处罚。例如，在“孙某开设赌场案”中，孙某因使用暴力手段强迫他人参与赌博，被法院从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累犯?：行为人曾因赌博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再犯的，构成累犯，依法从重处罚。例如，在“周某开设赌场案”中，周某因曾因赌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开设赌场罪，被法院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某市警方破获一起大型地下赌场案件。该赌场由张某、李某等5人共同经营，通过招揽赌客、提供赌具、抽取“水钱”等方式非法获利。赌场采用“会员制”管理，通过熟人介绍、线上预约等方式吸引赌客，每日赌资流水高达数十万元。警方在行动中抓获涉赌人员120余人，缴获赌资300余万元。经查，该赌场存在暴力催债、非法拘禁等行为，张某等5人因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十年不等。
某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赌博案件。该案件涉及多个赌博网站、支付平台和技术支持团队，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赌博产业链。赌博网站通过代理模式发展下线，吸引赌客参与赌博；支付平台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结算服务；技术支持团队负责维护网站运行、开发赌博软件等。警方在行动中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人，冻结涉案资金1.2亿元。经查，该网络赌博团伙通过赌博网站非法获利达5000余万元，主犯王某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通过媒体宣传、社区讲座、学校课程等方式，普及赌博的危害及法律后果，增强公众的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例如，某市司法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反赌博进校园”活动，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让学生了解赌博的危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监测和阻断赌博网站的传播。例如，某省公安厅开发了“赌博网站监测系统”，通过实时监测网络流量、分析网站内容等方式，及时发现并封堵赌博网站。同时，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要求其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防止赌博信息传播。
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家庭等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形成合力。例如，某市设立了“反赌博联合办公室”，由公安、市场监管、文化等部门组成，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打击赌博行为。同时，鼓励社区、家庭积极参与反赌博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设赌场罪的法律规制，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通过细化量刑标准、明确司法解释、强化预防措施，我们可以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减少对个体和家庭的伤害。然而，赌博问题的根治，仍需从社会文化、教育体系、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入手，构建一个健康、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