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境的寒冬还没完全退去，早晚的风吹在脸上，依旧像小刀子刮过似的。可黑瞎子沟根据地的医疗站里，这几天却透着一股不同往常的热乎气儿。这热乎气儿，不光来自角落里那盆烧得噼啪作响的炭火，更来自每个人心里头那股压不住的兴奋和期盼。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那天晌午，太阳难得露了会儿脸，把营地里的积雪照得晃眼。何秀兰刚给一个伤口发炎的战士换完药，正搓着冻得发僵的手，就听见外面一阵喧哗，夹杂着马蹄声和人们兴奋的议论。她掀开厚重的棉布门帘往外一瞧，心跳顿时漏了一拍——只见几辆盖得严严实实的马车，正被战士们和老乡们簇拥着，缓缓驶到医疗站门口的空地上。打头的那辆车上，插着一面小小的、有些褪色的红旗。
“何大姐！何大姐！快来看！苏联老大哥给咱送好东西来啦！”一个年轻的小战士，脸蛋冻得通红，咧着嘴，老远就冲着何秀兰喊，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何秀兰赶紧迎了上去。带队的运输队负责人，一个穿着厚棉军装、风尘仆仆的汉子，跳下车，冲着何秀兰敬了个礼，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何秀兰同志！我们是奉司令部的命令，专门给你们医疗站送物资来的！这都是苏联同志支援咱们的，说是最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他一边说，一边招呼着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卸车。当那几个沉甸甸、用防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木箱子被抬进医疗站，放在地上时，何秀兰感觉自己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她蹲下身，几乎是屏着呼吸，用剪刀小心地剪开捆绑的绳索，揭开一层层的油布和软垫。
箱子打开的瞬间，医疗站里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
里面躺着的，是何秀兰只在早年上学时书本上见过，或者听关内来的同志描述过的东西！锃光瓦亮、带着长长胶管的听诊器；一套套摆放整齐、闪着金属寒光的注射器，针头尖细得吓人；还有一盒盒用英文和俄文标注着名字的西药，光是看那整齐的包装，就知道不是凡品。有治疗肺炎的，有强力消炎的，有专门对付外伤感染的……很多药名，何秀兰甚至都叫不上来。
她拿起一个听诊器，冰凉的金属听头贴在手心，那沉甸甸的感觉，却让她心里头滚烫滚烫的。以前，她们判断伤员肺部、心脏有没有问题，全靠把耳朵贴在伤员胸口上听，或者观察呼吸、脉搏，很多时候只能靠经验猜。有了这个“顺风耳”，那得多准成啊！
还有那些注射器和西药。以前遇到严重的感染、高烧，她们只能靠着有限的草药硬扛，眼睁睁看着有些伤员病情恶化，那种无力感，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的心。现在，有了这些特效药，就能直接从根儿上解决问题了！
“太好了……这真是……真是雪中送炭啊！”何秀兰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她反复摩挲着那些器械，像是摸着什么绝世珍宝，“有了这些，咱们……咱们能救回多少同志和老乡的命啊！”
激动归激动，何秀兰很快就把这股劲儿化成了行动。她知道，这些“宝贝”光是放着没用，得让它们真正发挥作用才行。而关键，就在于人。
当天晚上，医疗站那盏昏暗的油灯就亮到了后半夜。何秀兰把站里所有识字的、手脚麻利的卫生员，连同几个刚从周边村子招来、愿意学医的年轻姑娘，都召集到了一起。不大的医疗站里挤得满满当当，大家围着中间那张临时拼凑起来的桌子，眼睛都紧紧盯着桌上摆放的那些新奇玩意儿。
“同志们，姐妹们，”何秀兰的声音因为激动和疲惫有些沙哑，但眼神却异常明亮，“咱们医疗站，添了新家当！这些东西，是苏联同志，也是全国人民支援咱们打鬼子的心意！是救命的法宝！咱们必须尽快学会怎么用，才能对得起这份心意，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她先拿起听诊器，详细讲解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你们看，这个圆的是听头，要贴在人的胸口或者后背，这两个耳塞塞进自己耳朵里。能听到心脏‘咚、咚、咚’跳的声音，还有肺里呼吸是顺畅还是带着‘呼噜呼噜’的杂音……”她一边说，一边在自己身上做示范，让每个卫生员都上来亲耳听一听，感受一下。
轮到学习使用注射器和西药时，气氛就更紧张了。这玩意儿直接关系到人命，可马虎不得。
何秀兰拿起一支注射器，动作缓慢而清晰地演示：“第一步，消毒！必须用开水把这铁家伙里里外外煮上至少十分钟，一点马虎眼都不能打！第二步，抽药。看准药瓶上的刻度，不能多，也不能少。抽完药，针头朝上，轻轻推一下，把里面的空气排干净，看到针尖滴出一滴药水才行。这步最关键，空气打进血管里，是要出人命的！”
她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语气异常严肃：“第三步，扎针。选准位置，通常是胳膊，手要稳，心要狠……哦不，心要定！快速扎进去，然后慢慢推药。推完了，快速拔出来，用棉球按住。”
光是听，大家就觉得手心冒汗了。尤其是年纪最轻、刚来没多久的小李，看着那寒光闪闪的针头，脸都有些发白，拿着练习用的（没装针头）注射器，手抖得像筛糠。
“何……何大姐，我……我怕扎不好……”小李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
何秀兰走到她身边，没有责备，而是把自己的手覆盖在她颤抖的手上，声音放得格外柔和：“别怕，小李。谁都有第一次。你看，这样，手腕用力，手指放松……对，就这样，想象它不是针，就是你手指的延伸……”
她手把手地教，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让小李在她自己胳膊上比划，找感觉。其他卫生员也互相在对方胳膊上练习（当然不敢真扎），医疗站里充满了低声的讨论和鼓励。
“哎呀，我好像推出个小气泡！”
“没事，再来一次，慢点推。”
“我这手咋就不听使唤呢……”
“多练几次就好了，你看何大姐做得多轻松。”
光是练习消毒、抽药、排气这几个步骤，大家就反复折腾了大半夜，直到每个人都基本掌握了要领，何秀兰才让大家回去休息。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就着油灯微弱的光，仔细阅读那些药品的说明书（幸好有些有中文翻译，有些是林晚秋帮忙译出来的），对照着，把每种药的用途、用量、可能出现的反应，都工工整整地抄录在一个专门的木子上。
真正的考验，在几天后来了。
那天下午，张家沟的一个老乡背着个八九岁的男孩，火急火燎地冲进了医疗站。“何大夫！何大夫！快救救俺家狗娃吧！烧得滚烫，气都喘不上来了，小脸憋得发紫！”
何秀兰一看，心里就是一沉。孩子裹在破棉被里，呼吸急促而微弱，嘴唇发绀，一摸额头，烫得吓人。她立刻拿出那个崭新的听诊器，冰凉的听头贴在孩子瘦弱的胸膛上。
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孩子的母亲紧张地看着何秀兰的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