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日讲与“星火”
那份由几位辅政大臣联名签署的《日讲条例》奏章，静静地躺在福宁殿的书案上，像一道无形的枷锁。
条例规定得极其详尽：每日晨起视朝后，需有一个时辰的“经筵”，由指定的翰林学士讲解《尚书》、《春秋》等经典；午后则需研读《资治通鉴》及历代宝训，并需定期提交读书札记，由讲官批阅……几乎将赵祯所有的“自由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美其名曰“涵养圣德，究治乱之道”。
赵祯看着那奏章，嘴角泛起一丝冷意。这哪里是关心他的学习，分明是太后和辅政大臣们想要进一步规范他的行为，将他的思想和视野，牢牢束缚在儒家经典和祖宗成法的框框里。让他成为一个符合他们期望的、循规蹈矩的“圣君”，而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可能“瞎折腾”的皇帝。
“准奏。”他提起朱笔，在那份奏章上批下了这两个字，笔力沉稳，看不出任何情绪。
反抗是徒劳的，至少在目前阶段。他需要蛰伏，需要积蓄力量。这日讲，未必就全是坏事。至少，他能名正言顺地接触和观察那些作为“帝师”的翰林学士，这也是他“人才盘点”的一部分。
于是，赵祯的日常生活，被套上了一个极其规律的“课程表”。
天不亮起床，参加冗长而时常让他内心吐槽的朝会。朝会结束后，匆匆用过早膳，便赶往举行经筵的迩英殿。那里，通常已经有几位须发花白、神情肃穆的翰林学士在等候。
一开始，讲官们显然对这位在登基大典上“别出心裁”、又闹出“锅气风波”的新君心存疑虑，讲课时格外小心翼翼，引经据典，力求稳妥，生怕哪句话引得皇帝不快或者产生什么“危险”的想法。
赵祯将计就计，表现得如同一个勤奋好学、但又资质普通的少年。他认真听讲，偶尔提出一些问题，但问题都集中在字句释义和历史事件的表层，绝不深入探讨制度得失或思想内核，更不流露出任何“离经叛道”的倾向。
他暗中观察着几位讲官。
主讲《尚书》的刘学士，学问扎实，但为人刻板，开口闭口皆是“先王之道”，“周公之礼”，被赵祯在心里标记为“顽固守旧型”，需保持距离。
负责讲解《春秋》的李学士，则相对灵活一些，在解释“微言大义”时，偶尔会联系当前朝政，虽不敢妄加评议，但眼神中偶有思索之色。赵祯将其暂定为“可观察型”。
还有一位年轻的翰林侍读，在辅助讲学时常能引证一些生动的野史笔记作为补充，虽然很快会被主讲学士用严肃的目光制止，但赵祯却觉得他的讲述更有趣味。这人被标记为“思维活跃型”，有待进一步了解。
日复一日的经筵，对赵祯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那些艰深晦涩的文言，那些被反复咀嚼的“大道理”，让他昏昏欲睡。但他必须强打精神，不仅要听，还要适时地表现出“恍然大悟”或“深受教诲”的样子。
只有在午后，回到福宁殿，屏退左右，独自“研读”史书或宝训时，他才能真正放松下来，进行自己真正的“工作”——梳理“星火名单”，分析观察到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