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的调查工作以惊人的效率展开。
在陆珩的统筹指挥下，整个团队如同一台精密的仪器开始高速运转。
陈默带领的外勤组兵分多路，重新走访七名受害者的家属、朋友和同事；
老王的技术团队则开始全面调取受害者死亡前后所有的监控录像和通讯记录；
林静着手构建受害者的心理侧写；
苏棠继续在实验室里与那个神秘的化学物质较劲。
起初的几天，调查似乎陷入了僵局。
这些受害者生活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社交圈也鲜有重叠。
除了那个相同的死亡日期和化学标记外，他们之间似乎真的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
陈默在走访第三名受害者，一位六十二岁的退休教师李姊壬的家属时，得知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李姊壬一生节俭，从不乱花钱，但在去世当天下午，她独自一人去了小区附近一家颇有名气的西点店，订购了一个价值不菲的生日蛋糕。
当店员询问要写什么祝福语时，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就写‘生日快乐’吧。”
“我母亲从来不过生日，她说那是浪费。”
李姊壬的女儿红着眼眶对陈默说，
“而且那天也不是任何人的生日。我们问她为什么买蛋糕，她只是笑笑，说突然想吃了。现在想想，她的笑容有点……有点奇怪，像是……不太自然。”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组警员在调查第五名受害者，一家It公司的程序员王舍孔时，从他的同事那里听到了类似的不寻常行为。
王舍孔性格内向，平时在办公室里几乎不说话，更不用说唱歌了。
但在他死亡当天上午，有同事清楚地听到他坐在工位上，轻声哼唱着《生日快乐》歌，调子有些走音，但确实是那首曲子。
“我们还开玩笑问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过生日呢。”
那位同事回忆道，
“但他没回答，就是继续哼着，脸上带着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梦游一样的表情。”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来自第四名受害者，一位二十八岁的平面设计师赵小雨的案件。
赵小雨刚刚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分手，情绪一直很低落。
然而在她死亡当天，她不仅去花店给自己订购了一大束红玫瑰，还在附带的卡片上写了三个字：“祝我新生”。
“这完全不像小雨会做的事。”
赵小雨的闺蜜在接受询问时肯定地说，
“她那时候整个人都很消沉，怎么可能突然给自己买花？而且还是红玫瑰，她说过最讨厌红玫瑰了，觉得太俗气。”
随着更多类似的信息被汇集到专案组，一个清晰的模式开始显现：
所有七名受害者在死亡当天，都曾出现过短暂的、与其平日习惯和性格严重不符的“庆祝”或“准备庆祝”的行为。
“这太诡异了！”
陈默在每日的案情分析会上汇报这些发现时，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
“他们好像……好像在被什么东西操控着，在庆祝自己的死亡？就像……就像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在举行某种告别仪式？”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投影仪散热风扇的轻微嗡鸣。
白板上已经贴满了七名受害者的照片和信息，旁边标注着他们死亡当天的异常行为。
苏棠凝视着那些照片，眉头紧锁。
她接过话头，声音冷静而专业：
“从医学角度分析，这不像是纯粹的精神疾病发作。时间点太集中，都发生在死亡当天，而且行为模式有相似性——都与‘庆祝’、‘生日’有关。”
“这更像是某种外源性物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干扰了正常的神经传导，引发的强制性幻觉或指令性行为。”
她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指着大脑结构的示意图：
“特定的神经毒素可以影响负责情绪、行为和决策的脑区，比如前额叶皮层和边缘系统。”
“如果凶手使用的这种未知化合物具有神经毒性，它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暂时性地改变受害者的行为模式，让他们做出这些反常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