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然而，大明帝国肌体之下涌动的，并非只有自然的生机，更有因深刻变革而引发的、源自旧有脉络深处的悸动与阵痛。
江西，布政使司衙门。
吴永年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文书，眉头紧锁。
皇帝的支持给了他无上的权威和放手施为的胆气，但真正将纸面上的新政条陈化为地方的现实，却遭遇了比他预想中更为黏稠而顽固的阻力。
清丈工作本身，在周遇吉大军坐镇、强力扫除了宁王明面势力后，于大部分州县已能推行下去。
新的鱼鳞册正在逐步取代旧册，田亩与赋税不清的百年积弊被一点点廓清。真正的难题，在于紧随其后的“工商振兴”与“土地流转”。
“永佃权”的推行，在基层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混乱。一些原本依附于豪强、承担着沉重佃租但至少能勉强糊口的佃户，面对官府给予的“自有永佃”承诺，既心动又恐惧。心动于那更低的租额和看似安稳的保障，恐惧则来自于对未知的不安，以及……来自旧主家无声的威胁。
“大人，南昌府新建县上报，三户已登记领取‘永佃权’契书的农户，昨夜家中均遭不明人士投石毁窗，虽未伤人，但惊吓不小。当地里正言称……言称或是‘山魈作祟’。”
一名属官面色凝重地汇报。
吴永年冷哼一声：
“山魈？怕是人心里的魑魅魍魉！”他知道，这是那些田产被清丈、被抄没的旧势力，不甘心失去对佃户的控制，进行的卑劣恐吓。他立刻行文按察使司和周遇吉，请求派兵加强巡逻，严厉打击此类行为，并明令各地，凡有阻挠“永佃权”推行者，以破坏新政论处。
另一方面，“官田竞标”与“匠籍改良”也非一帆风顺。
九江工坊区的成功吸引了众多商人目光，竞标会上不乏一掷千金者。
然而，中标之后，如何协调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如何应对原材料采购、货物运输途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刁难？如何确保雇佣的工匠不被原有行会势力骚扰？
这些问题，远非一纸中标文书能够解决。
一位中标了鄱阳湖畔数百亩官田、准备兴办桑园的徽商，就苦着脸向布政使司派来的特派员抱怨：
“大人，不是小人不想好好干！这桑苗才种下，就有人夜间来毁坏！去县衙报案，胥吏推三阻四，说是野猪啃的……这江南之地，哪来那么多野猪？”
而“匠籍改良所”内，虽然聚集了不少流民和手艺人，但生产效率低下，内部管理混乱。
来自格物院的工匠试图推广一些改进的工具和技术，却遭到了老师傅们的抵触——“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干的，凭什么要改？”
吴永年意识到，新政的敌人，不仅仅是那些站在明处的反对者，更是这延续了数百年的行政惰性、盘根错节的地方关系网，以及深植于人心的保守观念。
他仿佛在推着一辆深陷泥沼的巨车，皇帝的权威和周遇吉的军队帮他清除了前方的巨石，但车轮之下，依旧是黏稠而有力的淤泥。
月港，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