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春风拂过，最先感知并作出反应的，往往是那些最贴近地面、也最需挣扎求存的群体。
当朝堂之上还在为“工商是否为本”争论不休时，江西的田野乡间，一场静默却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已悄然萌发。
吉安府，泰和县外，石塘里。
里长不再是张承宗的族亲，而是换上了一位在清丈中表现积极、略识文字的中年农户。
此刻，他正带着几名村老，陪同布政使司派来的“农技指导”，在一片刚刚完成清丈、原属张家的坡地上勘察。
“大人，您看这坡地，土质偏酸，以往种稻谷收成一直不好。吴……吴参政的文书里说，可以试种一种叫‘武夷岩茶’的树苗？”新里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农技指导是位皮肤黝黑、手脚粗糙的老把式，被吴永年从福建聘请而来。他抓起一把土捻了捻，又看了看坡向和水源，点头道：“没错！这地种粮是差些，但种茶正好！朝廷有令，凡愿意改种茶、桑、苎麻等经济作物的，头三年免征这部分田地的税，官府还提供苗种和技术。收上来的茶叶，到时候有专门的商会来收，价格比粮食划算得多！”
村民们围在一旁，听得将信将疑。不交税？还有商会包收？这好事以前想都不敢想。
“那……那要是种不好，或者没人来收，俺们岂不是要饿肚子？”一个老农担忧道。
“怕啥！”里长如今底气足了不少，“吴参政说了，这是省里的条令，白纸黑字盖着大印！再说了，你们没听说吗？九江那边都在建大工坊了，以后咱们种的茶、织的布，都能卖到外洋去！比守着这几斗薄田强！”
类似的场景，在江西许多完成了清丈、且土地条件适合的地区陆续上演。一些胆大或实在无路可走的农户，开始尝试在官府的引导下，将部分山地、旱田改种经济作物。尽管规模尚小，却代表了一种千百年来“以粮为纲”生产模式的松动。土地，在清丈之后，开始被更精细地规划利用，其价值不再仅仅由粮食产量决定。
九江工坊区。
临江的滩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月港海商的瓷窑率先动工，高大的窑炉正在砌筑。不远处，几家本地商人合股的苎麻纺织工坊也在平整地基。更令人瞩目的是，一座由“皇家海事商会”直接投资、规模更大的综合工坊已然挂牌，计划同时生产外销瓷器、精制茶叶和夏布。
工坊的建设吸引了大量流民和附近农闲的农民前来做工。他们按日领取工钱，虽然辛苦，但收入远比土里刨食来得稳定和丰厚。一些心思活络的人，甚至在工坊区外摆起了小吃摊、杂货铺，服务于日益增多的工匠和商人。一个以工坊为核心的小型市镇，正在迅速形成。
然而，新生的嫩芽总会招来蛀虫和风雨。
一些旧式胥吏，虽然不敢明着对抗新政，却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这些新兴的工坊和尝试转型的农户。他们巧立名目，以“勘验场地”、“管理市容”、“防火防盗”等理由，试图向工坊主和商人索要“规费”。对于改种经济作物的农户，则暗示其“变更田亩用途”需缴纳“手续费”，否则便在日后征收时刁难。